植物染的订单渐渐多起来的时候，招娣接到了一个意外的电话。
“是霓裳工作室吗？”电话那头的女声带着明显的南方口音，“我在杂志上看到你们的植物染专题，想订一批丝巾。”
招娣还没来得及细问，对方就报出了一个让她吃惊的数字——三百条。
“三百条？”招娣下意识重复了一遍，“您知道我们的植物染都是手工完成的，工期会比较长...”
“我知道，”对方笑道，“我们是广州的外贸公司，专门做特色工艺品出口。如果合作愉快，后续还会加大订单。”
挂掉电话后，招娣愣了好一会儿。广州？外贸出口？这些词对她来说还太陌生。
她立即召集工作室的核心成员开会。
“广州的外贸公司？”陆铮第一个表示怀疑，“不会是骗子吧？”
林晚比较谨慎：“要不先请对方寄个公司资质过来？”
倒是吴师傅很淡定：“既然能在杂志上找到我们，应该不是空穴来风。”
第二天，快递就到了。里面不仅有公司的营业执照、外贸资质，还有一本精美的产品画册。从画册上看，这确实是一家规模不小的外贸公司。
招娣按照画册上的电话打回去确认，接电话的正是昨天那位陈经理。
“这样吧，”陈经理很爽快，“我先打百分之三十的定金过去。你们做完寄样品过来，合格了我们再谈后续合作。”
三天后，银行账户上果然多了一笔不小的定金。这下大家都信了，但也更愁了——三百条植物染丝巾，以现在的工作室产能，至少要两个月才能完成。
“接不接？”所有人都看着招娣。
招娣盯着账户上的数字看了很久，突然问：“如果我们把周边的农村妇女组织起来呢？”
这个想法太大胆，连吴师傅都愣了一下。
“我在想，”招娣解释道，“植物染的基础工序不难，我们可以把染色前的准备工作分包出去。农村妇女本来就会织布染布，稍加培训就能上手。”
陆铮第一个赞成：“这个主意好！既能解决产能问题，又能帮衬乡亲。”
说干就干。招娣通过镇政府联系了几个村的妇女主任，很快就组织起第一批二十人的队伍。
培训地点就设在工作室的后院。招娣亲自示范如何选料、如何配比染料、如何控制火候。农村妇女们学得认真，她们中有不少人本来就有纺织基础，上手很快。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由于每个人的手法不同，染出的颜色总是有细微差别。对于追求统一的外贸订单来说，这是致命伤。
“这样不行，”王婶发愁地看着一批深浅不一的丝巾，“客户要求的是同一色系。”
招娣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把染色工序拆分，每个人只负责一个步骤。选料的专门选料，配比的专门配比，染色的专门染色。这样既保证了标准化，又能发挥每个人的特长。
这个办法果然有效。经过重新分工，丝巾的颜色差异控制在了可接受的范围内。
一个月后，第一批一百条丝巾完工。招娣精心挑选了十条最具代表性的，连同质检报告一起寄往广州。
等待回音的那几天，工作室的气氛格外紧张。连一向淡定的吴师傅，每天都要往门口看好几次。
第五天下午，电话终于响了。
“非常好！”陈经理在电话那头很是兴奋，“客户非常满意，特别是对每一条丝巾的独特性赞不绝口。我们要追加订单，五百条！”
消息传开，工作室一片欢腾。农村妇女们更是激动不已——她们从来没想过，自己在家门口做的手工活，能卖到国外去。
但招娣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她找到陈经理，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陈经理，既然客户喜欢独特性，我们为什么不把每一条丝巾的故事都记录下来呢？”
她建议，为每一条丝巾制作一个独特标签，上面记录制作人的姓名、使用的植物染料、甚至还有一句制作人的心里话。
陈经理听后大加赞赏：“这个创意太好了！这正是国外市场最看重的手作故事！”
第二批订单因此溢价了三成。当农村妇女们看到自己做的丝巾配上专属标签，整整齐齐地装箱运往港口时，不少人都激动得哭了。
“招娣姑娘，”一位大娘拉着招娣的手，“我活了这么大岁数，第一次觉得自己这么有用。”
更让招娣惊喜的是，这件事引起了当地政府的注意。镇长亲自来工作室考察，表示要把这种“公司+农户”的模式在全镇推广。
“真没想到，”晚上总结时，林晚感慨地说，“咱们一个裁缝铺子，还能带动一方经济。”
陆铮翻看着订单本，眉头却微微皱起：“订单越来越多，现在的场地不够用了。”
这确实是个问题。工作室原本就不大，现在又要存放原料，又要培训学员，空间已经捉襟见肘。
“我倒是有个想法。”招娣说，“咱们能不能把老厂房租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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