卯时初刻，御史府正堂灯火通明。
景监坐在主案后，面前堆积的竹简几乎遮住身形。左手边是涉案人员名册，右手边是各级官吏考功簿，正中摊开的是新修订的《秦律·职制》，墨迹未干。
堂下站着十二名黑衣吏员，个个腰板挺直，目不斜视。这些都是御史处三年内新选拔的年轻官吏，最大的不过三十，最小的才二十出头，全凭考功升迁，与世族无涉。
“开始。”
景监翻开第一卷名册。
吏员们同时提笔。
“太师府，属官二十七人。”景监声音平静，“长史甘平，甘龙之侄，三年考功皆为下等，然历任三职皆升。查——可有舞弊？”
一名吏员迅速翻阅卷宗：“回御史，甘平任郿县丞时，县内田赋连年短缺，却报‘风调雨顺’；任少府属官时，经手铜铁损耗逾制三成；任太师府长史三年，无一件公务记录在案。”
“证据？”
另一名吏员呈上竹简：“郿县老农口供三份，证其强征余粮；少府旧账抄录，证其虚报损耗；太师府门卒证言，证其三年告假二百余日。”
景监提笔，在甘平名下画了个叉。
“革职，追缴俸禄，流放陇西戍边。”
“诺！”
“太师府主簿公孙成。”景监继续，“五年考功皆为中等，然御史处暗查，其经手文书错漏百出，常将‘河西’误作‘河北’，‘军械’误作‘农械’。”
吏员补充：“去岁冬，误发三千石军粮至北地郡，实则该发河西。致北地粮仓爆满霉变，河西军士断粮三日。”
“何故仍在任？”
“其妻乃甘龙远房侄女。”
景监又画一叉。
“革职，罚俸三年，永不叙用。”
一卷名册翻完，二十七人，革职二十一人，流放九人，罚俸十五人。剩余六人，景监仔细看了考功记录，皆是底层文吏，平日只做些抄写杂务，与甘龙并无深交。
“这六人，”他放下笔，“调至文书库，暂留观察。若三年内无过，可按考功正常升迁。”
“御史，”一名年轻吏员迟疑，“是否……太严？二十七人只留六人，恐惹非议。”
景监抬眼看他：“你叫王贲？去岁考功第一的那个？”
“是。”
“那我问你，”景监指着案上新律，“《职制》第一条是什么？”
王贲挺胸：“‘官吏之任，唯才是举。徇私舞弊、渎职无能者，罢黜不贷。’”
“甘平无能否？”
“无能。”
“公孙成渎职否？”
“渎职。”
“那便依法办事。”景监声音冷硬，“非议？若要非议，让他们来御史处，看这些卷宗、口供、物证。新法立了十年，若连御史处都不敢依法，这法不如废了。”
王贲肃然：“下官明白。”
“继续。”
第二卷是杜挚一党。这一卷更厚，牵扯的也不止杜府属官，还有这些年通过杜挚关系爬上来的各处官吏——县丞、仓吏、税官、狱掾……林林总总，一百三十四人。
景监看得极细。每翻一页，必问三事：此人如何入仕？历年考功如何？有无实绩？
若是凭杜挚举荐入仕，但考功优异、确有政绩的，他会在名旁画个圈：“留任观察，降职一级，三年内不得升迁。”
若是凭关系入仕，又无才能的，直接画叉：“革职，追缴非法所得。”
若是既无关系又无才能，纯粹尸位素餐的，他批得更重：“革职，罚没家产，子孙三世不得入仕。”
堂中只有翻动竹简的沙沙声，和偶尔的问答。
窗外天色渐亮。
第三卷是关西世族安插在各衙门的子弟。这一卷最麻烦——人数最多，牵扯最广，许多人与甘龙、杜挚并无直接往来，只是族中长辈与世族交好，便得了官职。
景监处理得格外谨慎。
他让吏员调来这些人的历年公务记录，一桩一桩核对。
“这个赵括，”他指着一个名字，“任泾阳县丞三年，修渠两条，垦田千亩，县赋年增三成。考功皆为上等。”
“但他是赵氏家主赵亢之子，赵亢与杜挚有姻亲。”吏员提醒。
“那赵括本人，可与杜挚有往来？”
“查无实证。其公务记录显示，三年只在岁末回栎阳述职，述职完毕即返泾阳，从无宴饮交际。”
景监沉吟片刻，在名旁画了个三角——这是暂留待议的标记。
“这个孙礼就不行了。”他翻到下一页，“任蓝田县尉，两年内辖地盗案增五成，自己倒盖了三进宅院。查，家产来源。”
吏员早有准备：“其宅院建材与少府去年失窃的官木印记相同。其妻首饰中，有杜府女眷丢失的玉簪。”
“证据确凿？”
“人证物证俱全。”
“拿下。”景监画叉，“革职下狱，家产充公，按律论罪。”
如此这般，一卷卷过。
日上三竿时，堂外忽然传来脚步声。
卫鞅走了进来。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