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策，汰冗官。如今六部九寺，官员数量比贞元年间多了一倍，可办事效率反不如前。为何？因人浮于事，因权责不清，因……有些人占着位置，不做事，只捞钱。”
言豫津声音平稳，一句句说下去。第四策严考功，第五策明赏罚，第六策通言路，第七策恤民力……每一策都直指时弊，每一策都戳在柳澄心里最痛的地方。
这位老臣执掌中书省十余年，这些弊病，他比谁都清楚。可清楚又如何？朝局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誉王在时，他不敢动；夏江在时，他动不了。如今誉王倒了，夏江死了，可朝堂还是那个朝堂，积弊还是那些积弊。
帛书翻到第九策时，柳澄的手，终于伸了过去。
他拿起帛书，凑到窗前细看。雨水顺着窗棂往下淌，光线昏暗，他眯着眼，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读到第十策——“正史笔，还清白”时，手指猛地一颤。
这一策写得最简略，只有寥寥数行：“国史之重，在于信。若有冤假错案藏于青史，则史不信，民不信，国将不国。当择其重者，查证分明，该平反则平反，该正名则正名。如此，方显朝廷公义，方固天下人心。”
柳澄抬头，看向言豫津：“这‘重者’，指的什么案子？”
“柳相心里清楚。”言豫津迎上他的目光，“十三年来，朝野上下，民间巷陌，议论最多、牵涉最广、影响最深的，是哪桩案子？”
“赤焰案已定！”柳澄声音陡然拔高，“铁案如山，岂容翻覆？！”
“铁案？”言豫津笑了，笑意悲凉，“若真是铁案，夏江为何认罪？若真是铁案，寒氏的血书从何而来？若真是铁案，谢玉为何在押解回京路上，三次遇刺，三次未死——因为有人怕他开口，有人怕他说出真相！”
“那是夏江、谢玉构陷！”柳澄握着帛书的手在抖，“与陛下何干？与朝廷何干？”
“若只是夏江、谢玉构陷，”言豫津缓缓起身，走到窗前，望着雨中那株老梅，“那为何十三年来，所有想查案的人，都死了？为何所有想喊冤的人，都闭了嘴？为何这桩‘铁案’，像座山一样压在朝堂上，压在天下人心里，谁都不敢碰，谁都不能提？”
他转身，目光如电：“因为这座山，不是夏江、谢玉垒的。是猜忌垒的，是权欲垒的，是……所有明知道有冤，却不敢说、不愿说、不能说的人，一起垒的！”
话音落，惊雷炸响。
春雷终于来了，轰隆隆滚过天际，震得窗棂嗡嗡作响。电光闪过，照亮柳澄苍白的脸，照亮他眼中那片深不见底的挣扎。
“言公子，”老臣声音嘶哑，“你知道翻案的后果么？”
“知道。”言豫津走回座前，重新坐下，“朝局动荡，人心惶惶，陛下颜面扫地，皇室威信受损——这些，豫津都想过。”
“那你还——”
“可若不翻呢？”言豫津打断他，声音沉下去，“柳相，您是三朝老臣，历经风雨。您告诉我，一个背着污名的朝廷，能走多远？一个让忠良寒心的江山，能坐多久？一个连公道都给不了百姓的帝王，配叫天子么？”
柳澄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这份《吏治革新十策》，”言豫津手指点了点帛书，“每一策，都要动既得利益者的奶酪，都要得罪人，都要冒风险。可为什么还要做？因为不做，大梁就真的完了。贪官污吏横行，豪强兼并土地，百姓流离失所，边关军心涣散——这些，柳相难道看不见？”
“我看得见！”柳澄终于爆发，霍然起身，手中帛书哗啦作响，“可我更看得见，朝局需要稳！江山需要稳！陛下如今病着，靖王监国才几个月，若此时翻旧案，等于在朝廷伤口上再捅一刀！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会趁机作乱，那些野心勃勃的人会蠢蠢欲动！到时天下大乱，谁担得起这个责？！”
“所以就要让七万冤魂永远沉在地下？”言豫津也站起来，目光灼灼，“所以就要让天下人觉得，朝廷无公道，皇家无亲情？所以就要让后世史书写，大梁元佑朝，君昏臣奸，忠良尽殁？！”
两人对峙着，呼吸急促。
雨声，雷声，在窗外交织成一片。
良久，言豫津深吸一口气，声音缓下来：“柳相，您说守正持平。这‘正’，究竟是什么？是守着十三年前那道可能是错的圣旨，还是守着天下人心里的那杆秤？是持平于陛下一人的颜面，还是持平于江山社稷的长远？”
柳澄跌坐回椅中，手中帛书滑落在地。
他闭上眼，眼前闪过很多画面。十九岁中进士那年，殿试上先帝问他：“何为臣子之道？”他答：“守正持中，不负君，不负民。”先帝抚掌大笑，点他为探花。
三十五岁任江州知府，遇百年大旱，豪强围积粮米，百姓易子而食。他顶着压力开官仓放粮，被弹劾“擅权”，押解回京。是当时还是皇子的梁帝萧选，在御前为他力辩，说“柳澄所为，乃为民请命，何罪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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