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后初晴，连日阴霾的天空终于撕开了一道口子，冬日的阳光显得格外珍贵，虽不炽热，却明晃晃地照在办公楼外皑皑的积雪上，反射出刺眼而冷冽的光芒，让人几乎睁不开眼。轧钢厂办公楼的走廊里，弥漫着一股混合着陈旧油漆、暖气管锈蚀和报纸油墨的特殊气味，与室外的清冽严寒截然不同。暖气烧得很足，管道不时发出“咕噜”的水流声，烘得人棉袄都有些穿不住。
陈醒踏着走廊里光洁却略显斑驳的水磨石地面，脚步沉稳，在寂静中发出清晰的回响。他在那扇挂着“厂长办公室”木牌、漆色深沉的厚重木门前停下，略定心神，抬手，不轻不重地敲了三下。
“进来。”里面传来李厂长那标志性的、带着一丝惯常威严和些许疲惫的声音。
陈醒推门而入，一股更浓的茶烟味和文件纸张特有的气息扑面而来。他反手轻轻带上门，将一身从外面带来的、凛冽的寒气关在身后。李厂长正坐在那张宽大、漆色暗沉的办公桌后，深蓝色的中山装领口扣得一丝不苟，面前摊开着一份文件，眉头微蹙，似乎在审阅什么。他手边，那个印着鲜红五星和“先进生产者”字样的搪瓷缸里，正冒着袅袅白气，里面是泡得酽酽的、色泽深浓的茉莉花高末。
李厂长抬眼见是陈醒，脸上那惯常的严肃线条略微松动，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混合着欣赏、审视和某种复杂难言的神色。他用拿着钢笔的手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那把木质靠背椅，声音平淡：“小陈来了，坐。”
陈醒依言坐下，腰背自然挺直，双手平放在膝盖上，姿态放松却不松懈，目光平静地迎向李厂长，不卑不亢。
李厂长没有立刻说话，而是慢条斯理地拿起那个颇具年代感的搪瓷缸，吹了吹浮沫，吸溜着喝了一口滚烫的浓茶，满足地吁了口气。然后，他将目光重新落在陈醒脸上，停留了片刻，仿佛在重新评估这个一次次让他感到意外和惊喜的年轻人。办公室内一时只剩下墙上老式挂钟“滴答滴答”的走秒声，以及暖气管偶尔的“嗡鸣”。
“昨天的年会，搞得很不错嘛。”李厂长终于开口，语气听不出太多情绪，像是例行公事的开场，“气氛热烈，工友们情绪很高，大家干劲都很足。马主席回来也跟我说，你们那个活动中心，弄得有模有样，比厂工会那边也不差。”他顿了顿，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温热的搪瓷缸壁，话锋如同窗外被风吹动的光斑，微微一转，“今天早上，于莉同志过来，简单跟我汇报了一下你们那个……嗯，新构想？‘服务社’？是怎么个说法？”
“是的，厂长。”陈醒知道正题来了，神色坦然，没有任何遮掩，“我们内部讨论后，觉得‘合作社’和‘服务站’的模式，无论是在经营灵活性、扩张潜力还是内部管理上，都已经快触到天花板，不能满足下一步发展的需要了。所以想趁着现在形势还不错，把两者整合一下，资源优化，步子迈得更大一点，也更规范一点，这才有了成立‘醒桦服务社’的构想。”
李厂长放下茶缸，发出“磕哒”一声轻响。他身体微微前倾，胳膊肘支在桌面上，双手交叉，构成一个略带压迫感的姿态，目光变得凝重起来，声音也下意识地压低了些，仿佛在谈论一件需要格外谨慎的事情：
“小陈啊，你有想法，有魄力，能干成事，这我都看在眼里。说句心里话，从最开始你搞那个服务站，到后来的合作社，再到现在的活动中心，你们搞的这些个东西，确实给厂里解决了不少实际困难，安置了人手，活跃了气氛，连工友们的抱怨都少了些。这些成绩，我是肯定的。”
他话锋再次一转，这次的转折更加明显，带着沉甸甸的分量：“但是啊，小陈——”
他拖长了音调，目光如同探照灯，紧紧锁定陈醒：“树大招风啊！你还年轻，可能对这里面的轻重感触不深。现在外面的风气，是比前两年松动了些，报纸上也在喊‘搞活’、‘开放’。可你到底层一看，到底是个什么章程，红线画在哪里，谁心里也没个准谱！就像这窗外的冰面，看着结实，谁知道哪儿薄哪儿厚？”
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点了点，强调着问题的严重性：“你们这么搞，又是‘股份制’（这个词他念得有些生涩），又是独立核算，名头还搞得这么响亮——‘醒桦服务社’！这目标是不是太明显了？太招摇了？我担心啊，风言风语很快就会起来！到时候，有人会觉得你们这不是在搞集体互助，而是在搞‘资本主义尾巴’！是在搞变相的‘私人入股’！甚至往上纲上线，说你们是什么‘地下工厂’、‘挖社会主义墙角’！真到了那一步，不仅你们麻烦大了，辛辛苦苦搞起来的摊子要散，连带着厂里，我这个支持你们的厂长，也要跟着担责任，受牵连！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办公室里一时间安静得可怕，只有挂钟的“滴答”声和暖气片的“滋滋”声在放大。窗外的阳光似乎也黯淡了几分。李厂长的担忧是实实在在的，源于他多年在体制内摸爬滚打的经验和对政策风向不确定性的本能警惕。在这个年代，个人的努力和才华，往往敌不过一顶从天而降的“帽子”。他的警告，如同在热火朝天的计划上泼下的一盆冰水，刺骨而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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