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升到正空，焦土上的影子缩成一小团。我站在高地上，风从北岭吹来，带着灰烬和湿木的味道。火势彻底熄灭了，营地废墟安静下来，士兵们来回走动，搬运兵器，押送俘虏。军师坐在烧去一角的案几前，正用炭笔誊写竹简，副将靠在刀柄上打盹。一切看起来都该结束了。
可我心里不踏实。
我盯着敌营中心那根空旗杆，它还立着，但不会再升起任何旗帜——这话是我自己说的。可越是这么想，越觉得哪不对。胜仗打得利落，敌人溃散得也太快。我们冲回去时，敌军中军已乱，传令兵跑得像没头苍蝇，可真到了打扫战场的时候，俘虏清点数目却对不上。
我数过三遍。
敌军初始编制应有三百七十二人，昨夜战后收拢俘虏，连伤带活，仅一百九十三人。少了近一半。按理说，死人总得留尸，可我们在主战场只找到八十七具尸体，其中还有十几个是昨前两日交战时留下的旧尸。这意味着，至少有一百五十人既未被杀，也未被俘，更没有在战场上留下痕迹。
他们去哪儿了？
我转身走向俘虏关押区，脚踩在焦黑的木头上发出碎裂声。几个俘虏蹲在地上，双手绑在背后，低着头。我蹲下，抓起其中一个的下巴。这人脸上沾着烟灰，右臂有道新鲜划伤，但眼神不慌，不像溃兵。我问他：“你们右翼三队，最后接到撤退命令没有？”
他低头不语。
我又问一遍，声音不高，但足够让他听清。他终于开口：“没接到。”
“谁带的队？”
“校尉周达。”
“他人呢？”
“不知道。”
我松开手，站起身。这个回答和其他俘虏基本一致：中军下令撤退时，右翼三队、左后辎重营、以及部分巡哨骑兵并未接令。有人说是传令兵没到，有人说听见号角但没人动，还有人说看见一队人往西南方向去了，没穿重甲，也没打旗。
西南方向，是密林。
我走回高地，军师还在写。他抬头看我一眼：“怎么，又想起什么疏漏？”
“不是疏漏。”我说，“是少了人。”
他停下笔，羽扇轻轻一摆：“死了的，埋了；逃了的，追不到就算了。咱们伤亡轻，已是大幸。”
“不是逃。”我摇头，“是藏。我刚问过俘虏，右翼三队至少百人没接撤令。他们没死在战场，也没出现在俘虏堆里。而且……”我抬手指向林缘，“你看那边。”
他顺我指的方向看去。西南侧林子边缘，靠近一条干涸河床的地方，有一缕极淡的烟迹，几乎看不见，若不是阳光正斜照过去，根本发现不了。那烟不像是余火未尽，倒像是有人刚刚熄灭了一小堆篝火。
“昨夜大火烧了一整夜，今早雨停后全灭了。”我说，“主战场这边一根烟都没有，偏那边还有动静？”
军师皱眉，拿起望远镜筒看了看，放下后神色微变：“确实不对。那片林子地势低，潮气重，昨夜下雨，寻常人不会选那儿生火。除非……他们不得不隐蔽行动，不能走大道，也不能暴露位置。”
“正是。”我点头，“他们不是溃散，是分批撤离，有人组织，有计划地退进林子。我们打的是中军，但他们主力没崩。”
他沉默片刻，羽扇轻敲掌心：“你打算怎么办？休整刚过半日，弟兄们还没缓过来。若贸然进林搜查，体力不支，反遭伏击，得不偿失。”
“我知道。”我说，“可也不能装作看不见。昨夜我们能反扑成功，是因为敌军指挥动摇，阵脚浮动。可要是这些人躲在林子里养精蓄锐，等我们放松戒备，突然杀出，局面就反过来了。”
他看着我：“你觉得他们会回来？”
“不回来，就是逃兵；回来，就是残部反扑。”我盯着那片林子，“渤辽将领虽败，但底子还在。他手下这些兵，不是乌合之众，是能打硬仗的老卒。他们知道我们赢了会松懈，所以才躲起来。这不是溃败，是蛰伏。”
军师缓缓点头：“你说得有理。可我们现在掌握的信息太少。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不知道藏在哪，不知道有没有设伏。盲目进林，等于送人头。”
“所以我们得先查。”我说，“不能全军出动，也不能不动。得派轻兵，小股推进，沿不同路线扇形搜索，保持联络，发现踪迹再调主力。”
他思索片刻，在竹简背面画了草图：“西南林区有三条路可入：一是沿河床低谷，隐蔽但易遭伏击；二是东侧坡道，视野开阔但暴露；三是中段断崖下的兽径，窄而险，适合偷袭，不适合大军行进。”
“就从这三条路入手。”我说，“分三组，每组十人，轻装，带短刃、弓箭、信号弹。一组走河床，一组走坡道，一组探兽径。约定联络方式：白天举旗为号，夜间点火三堆。若有敌情，放响箭，其余两组立即收缩，不得擅自深入。”
他提笔记录：“还需定撤回时限。建议两个时辰内无发现即返，避免久耗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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