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传来脚步声，比之前轻。不是侍女的节奏。
我睁开眼，阳光已经移到了厅堂中央。杨柳站在我旁边，手里端着一杯水，眼神看向门口。她没有说话，但身体绷得很紧。
门被推开，三个穿着官服的人走了进来。走在前面的那个男人四十几岁，脸色严肃，衣服是深红色的，腰上挂着一块银牌。我知道那是大理寺的官员，专门查大案的。
他站在厅中，扫了一眼屋内，目光落在我身上。
“陆扬？”
“在。”我撑着桌子站起来。腿还有点软，但我不能坐着说话。
“奉旨查案。”他拿出一块令牌，“我是大理寺少卿周正言。今日来此，只为查明先锋官勾结外敌、陷害忠良一案。你为当事人，需如实陈述所知一切。”
我说：“我明白。”
他说：“坐下说吧。你伤未愈，不必拘礼。”
我没有坐。“站着说更清楚。”
他点头。“开始吧。”
我吸了一口气，从头说起。
“我十九岁参军，入老将军麾下。三年间随军出征七次，三次带前锋破敌营，两次救回被困士卒，一次夜袭烧粮道。每次战后报功，皆由先锋官汇总上报。起初并无异常。”
“直到去年冬，我率部击退渤辽骑兵于雁门关外。那一战斩首四百二十三，俘敌六十七，夺马八百匹。战报写明敌将旗号、地形布阵、我军伤亡数字。可三日后兵部回文，说我虚报战果，赏银减半，记过一次。”
“我当时不解，去找先锋官问话。他说朝廷有疑，让我少说话。后来我才明白，是他把我的功劳压下，报成他的。”
周正言抬手。“你说他篡改战报，可有证据？”
我说：“有。第一，每次战后，先锋官都会单独召见传令兵，不让旁人参与。第二，我军中副将曾亲眼看见他在书房修改文书。第三，禁军已在档案房发现三处改动痕迹，字迹与原档不符，墨色也不同。”
他记了下来。
我继续说：“真正动手陷害，是在三个月前。我奉命巡查边境，在石岭坡遭遇伏击。敌军本不该出现在那里。我带五十人突围，死伤三十八人。最后靠滚石断路才脱身。”
“回来后，我写了一份紧急军情，说明敌军动向异常，请求增派斥候。这份奏折被先锋官扣下。三天后，他反告我擅自调动兵马，意图谋反。皇上震怒，下令缉拿。”
“我没有等死。连夜逃出营地。路上遇到杀手追杀。他们穿的是军中制式黑衣，刀上有先锋营标记。我在山林躲了五天，靠吃野果活下来。”
周正言问：“谁救了你？”
我看了一眼杨柳。她没动，也没说话。
“是一位郡主。”我说，“她在古洞发现我重伤昏迷，带回府中救治。若无她相救，我早已死在山里。”
“她为何救你？”
“因为她认得我。”我说，“去年春，渤辽使团路过长安，有人行刺使者。我正好在场，挡下一刀，救了使臣性命。当时她也在现场。”
周正言点头，记下。
我接着说：“我在她府中养伤期间，先锋官派人多次来袭。第一次是两个杀手摸进古洞，被她设陷阱逼退。第二次是假冒杂役，抬麻袋想绑我走。第三次是六人夜袭，用奇门阵法引他们入坑，抓了一个活口。”
“那个活口招了吗？”
“没来得及。”我说，“他咬破藏在牙里的毒囊自尽了。但我们搜到他衣服内侧有个暗记，是先锋官亲卫专用的火焰纹。”
周正言眉头皱了一下。“这标记，可有对照？”
“有。”我说，“副将在军营时见过。先锋官亲兵右臂都有同样的刺青。只要抓一个来对，就能确认。”
他又记了几笔。
“最关键的是密信。”我说，“先锋官和渤辽将领有往来。他曾派亲兵送信出城，被驿卒认出。杨柳郡主找到那名驿卒，画了画像。还从被抓杀手身上搜到半张烧剩的纸条，上面写着‘三日后开西门’，正是敌军进攻的时间。”
“现在这些证据在哪里？”
“密信副本在杨柳手中。画像和证词已交太后。活口尸体还在地牢，衣服和标记都留着。只要去查，都能对上。”
他说：“你说他勾结外敌，有何直接联系？”
我答：“渤辽那次伏击，地点、时间、兵力分布，完全不符合常规行军路线。只有内部泄密才会知道我必经之路。而且他们用的是我军哨音暗号，假扮友军诱我入圈。这种机密，全军只有统帅级官员知晓。”
“先锋官是统帅之一。”
“正是。”
厅内安静了一会儿。
周正言合上记录本。“你说的这些，我们会一一核实。若有虚假，按律治罪。若属实，朝廷自会还你清白。”
我说：“我不怕查。每一个字，我都敢当面对质。”
他看着我，眼神变了点。“你伤成这样，为什么不等痊愈再说话？”
“因为拖不得。”我说，“先锋官还在装病不出。流言还在传。士兵们以为我真的通敌。若不尽快澄清，军心要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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