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
广州城似乎恢复了一丝往日的平静，九龙和穿鼻的硝烟味在海风中渐渐淡去。林则徐却不敢有丝毫懈怠，他加紧整顿海防，督造炮船，训练水勇，目光始终紧锁着伶仃洋上那些游弋的英国舰影。他相信，只要广东壁垒森严，英夷便无隙可乘。
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最致命的攻击并非来自海上，而是来自他誓死效忠的朝廷内部，来自北京那座金碧辉煌的紫禁城。
紫禁城，养心殿。道光皇帝爱新觉旻宁正对着两份几乎同时送达的奏折发愁。一份来自广东，是林则徐的报捷和预警，字里行间透着坚定与忧虑；另一份来自直隶总督琦善，措辞闪烁，却暗藏机锋。
林则徐的奏折详细陈述了九龙、穿鼻之战的经过，强调了将士用命、击退英夷的功绩，但更着重分析了英夷“船坚炮利”的实情，并再次恳请朝廷拨款，速造坚船利炮，巩固沿海各省防务，言辞恳切，忧国之心跃然纸上。
而琦善的奏折则完全是另一番腔调。他避而不谈林则徐的功劳，反而夸大其词地描述了广东局势的“紧张”，暗示林则徐“办理操切”，一味强硬，才激化了矛盾，导致边衅大开。他描绘了一幅可怕的图景：倘若战争扩大，沿海各省糜烂，庞大的军费开支将彻底拖垮本已捉襟见肘的国库。最后，他委婉地提出，对待外夷，或可“羁縻”、“安抚”，晓以利害，方能平息事端。
道光皇帝本就生性多疑，节俭到了吝啬的程度。当初支持林则徐禁烟，是心疼流失的白银，惧怕“无兵无饷”。如今，林则徐虽然在广东顶住了英夷，但战争阴云不散，军费开支如同无底洞，这更让他坐立不安。琦善的奏折，像是一根毒刺，正好扎在了他内心最脆弱的地方。
“这个林则徐，办事是得力，可也忒不会变通了……”道光帝喃喃自语，将林则徐的奏折搁在一边，手指轻轻敲着琦善的那份，“若是能花小钱平息大事，何必非要大动干戈？”
就在这时，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觐见。此人老谋深算，是朝中主和派的隐形领袖，与琦善等人过从甚密。他深知皇帝心思，行礼之后，并不直接谈论广东战事，而是从户部钱粮说起，大谈河工、赈灾等项开支如何巨大，国库如何空虚，最后才话锋一转，叹气道：
“皇上圣明。林则徐为国操劳，其心可嘉。然英夷毕竟船炮犀利，若长期对峙，沿海七省处处设防，这钱粮……实在难以为继啊。且听闻英夷此番北犯，并非要求割地，只为贸易与申冤。若能设法安抚，令其退兵，既可省却刀兵之费，又能保全天朝体面，岂非两全？”
这番话，句句都说到了道光皇帝的心坎里。他厌倦了广东不断传来的“麻烦”，害怕战争带来的财政崩溃和政治风险。他开始觉得，林则徐的“强硬”成了解决问题的障碍，而琦善、穆彰阿等人的“安抚”策略，似乎更符合“持重”之道。
一时间，朝堂之上，风向悄然转变。那些原本就嫉妒林则徐声名、或与鸦片利益有牵连的官员，见皇帝态度动摇，纷纷上书，附和琦善、穆彰阿的论调。一时间，“林则徐操之过急”、“禁烟引起边衅”的论调甚嚣尘上。诋毁和谗言，如同无形的毒雾，在北京城弥漫，并通过各种渠道，慢慢向南扩散。
广州，钦差行辕。林则徐也隐约听到了些风声，但他不信，或者说不愿相信。他自问一心为国，毫无私念，皇上圣明，岂会被小人之言蒙蔽？他继续埋头于他的防务，将更多的心血倾注在了解夷情和整顿武备上。
道光二十年（1840年）夏，局势急转直下。英国政府正式决定对华开战，一支由四十余艘舰船、四千余名士兵组成的“东方远征军”，在懿律和义律的率领下，杀气腾腾地抵达中国海域。他们没有直接进攻戒备森严的广东，而是按照既定策略，北上寻找清廷防线的薄弱环节。
七月，英军攻陷浙江定海！消息传来，举国震惊！定海是浙江重镇，如此轻易失守，意味着英军的兵锋可以直指京津！
北京震动了！道光皇帝又惊又怒，主和派的声音瞬间占据了绝对上风。他们把定海失守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林则徐——“若非他在广东一味强硬，激怒英夷，焉有此祸？”
九月，英舰队抵达天津大沽口外，直接威胁京城！道光皇帝彻底慌了神。他紧急任命一向主张“抚夷”的琦善为钦差大臣，前往天津与英军谈判。
琦善到了天津，对英军极尽卑躬屈膝之能事。他一面指责林则徐“办理不善”，承诺要“重治其罪”，一面向英军保证，只要退回广东，所有问题都可以在广州谈判中解决。
英军见武力威胁奏效，加之北方即将进入冬季，不利于作战，便同意南返广东。
危机暂时解除，道光皇帝长舒一口气，对琦善的“外交手腕”大加赞赏。而所有的怒火，便都转向了那个“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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