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历史现场)
时光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学习、劳动与反思中悄然流逝。到了1959年，溥仪在这里已经度过了近九个年头。当年的极度恐惧早已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习惯性的、甚至带点麻木的平静。他学会了生活自理，能熟练地整理内务、糊出合格的火柴盒，甚至在菜地里也算得上是一把好手。他参加了管理所组织的理论学习，虽然很多道理他未必真正透彻理解，但至少能够熟练地用一套新语言来批判自己的过去。他不再是那个连扣子都不会缝的“废物”，但距离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人”，似乎还隔着一层看不见的膜。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建国十周年。这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中共中央决定实行特赦，以体现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和改造政策的伟大成功，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9月中旬，消息开始在管理所内悄然流传：会有特赦！战犯们沉寂已久的心被搅动了，各种猜测、期待、不安的情绪在蔓延。溥仪内心也泛起波澜，但他强行压了下去。他反复掂量自己的罪行：“我是头号汉奸战犯，罪恶滔天，特赦怎么可能轮到我？”他不断地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告诫自己不要抱有幻想，以免失望更大。
1959年12月4日，这一天注定被载入史册。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大礼堂里，气氛庄重而严肃。全体在押战犯整齐就坐，人人屏息凝神，心跳加速。
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庄严地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念到“对于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时，台下每个人的呼吸都几乎停止了。
接着，管理所所长开始宣读本次特赦的名单。每一个名字被念出，都引起一阵轻微的骚动和羡慕的目光。
突然，一个名字清晰地回荡在礼堂里：
“爱新觉罗·溥仪！”
全场的目光瞬间聚焦到他身上。溥仪本人如同被一道闪电击中，猛地愣住了，僵在原地，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旁边的难友推了他一下，他才如梦初醒，机械地、踉踉跄跄地站起来，走向主席台。
他走到台前，面向代表，深深地鞠躬。当他从最高人民法院代表手中接过那份沉甸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时，他的双手剧烈地颤抖，泪水无法控制地夺眶而出。那不是恐惧的眼泪，也不是表演的眼泪，而是百感交集、恍如隔世的巨大情绪冲击下的自然宣泄。他哽咽着，泣不成声地表示：“我……我感谢政府……感谢毛主席……给我这个罪人……重新做人的机会……”
这一刻，标志着爱新觉罗·溥仪，作为伪满洲国战犯的身份，正式终结。
随后，管理所为他办理了出所手续。当工作人员将一本崭新的、印着国徽的户口簿递到他手中时，他再次感到一种巨大的震撼。他颤抖着打开户口簿，在“姓名”一栏，他看到了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爱新觉罗·溥仪。在“职业”一栏，是空的（或可能填写“无业”），在“民族”一栏，写着“满族”。最重要的是，在“户主或与户主关系”一栏，他不再是“皇帝”，也不再是“战犯”，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普通公民。
这本小小的户口簿，其意义远超过去那枚冰冷的“皇帝之宝”玉玺。它代表着他被这个新国家所接纳，成为了人民中的一员。
溥仪换上了一套管理所发给他的崭新的蓝色棉制服，拎着简单的行李，一步一步地走出了抚顺战犯管理所那扇沉重的大铁门。冬日的阳光有些刺眼，他下意识地抬手遮了一下。门外是一个陌生的、崭新的世界。九年多前，他是带着镣铐和无比的恐惧被押送进来的；九年多后，他是作为一名获得新生的公民，自己走出来的。巨大的身份转换让他一时有些恍惚，站在原地，不知所措。自由的气息冰冷而新鲜，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未来该怎么办？去哪里？做什么？他完全不知道。管理所的干部上前与他握手告别，并告诉他，政府已经做了安排，他会先回北京，他的兄弟姐妹在那里等他。一辆汽车等候在路边。溥仪最后回头望了一眼管理所的高墙，然后转过身，毅然决然地拉开车门，坐了进去。汽车发动，驶向远方。他紧紧攥着手里那本簇新的户口簿，指节因为用力而有些发白。这本小小的册子，就是他全部的身份证明和未来的起点。作为一个公民，他该如何度过自己的余生？这条陌生的、平凡的路，他又该如何去走？车窗外的景色飞速后退，他的心中充满了迷茫，但更多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重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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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评价)
1959年的特赦，尤其是溥仪被列入首批特赦名单，是一个极具政治智慧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
1. 改造政策的辉煌胜利：
· 特赦溥仪，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改造战犯政策取得巨大成功的最有力证明。它向世界昭示，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有镇压敌人的一面，更有改造人、挽救人的伟大胸怀和能力。将封建皇帝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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