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
在汤岗子温泉旅馆被“保护”（软禁）了数日后，溥仪又被转移至更靠近奉天（沈阳）的旅顺，继续过着与世隔绝、受人监视的生活。这段时间里，他焦躁不安，反复催促日方兑现“复辟帝国”的承诺。而关东军方面则不断敷衍、拖延，声称“时机未到”，需要“稳步推进”。
实际上，日本内部对于如何利用溥仪存在分歧（是直接恢复帝制还是先搞一个“共和国”过渡），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时间完成军事占领、镇压东北抗日力量，并按照他们的意志炮制一个“建国”程序。
1932年2月，在日本关东军的操纵下，东北四省（实际是日军占领区）的所谓“代表”在奉天召开“建国会议”，公然宣布东北“独立”，脱离中华民国，成立一个新的“国家”。国名，在关东军提出的“满洲国”、“满蒙国”等选项中，定为“满洲国”。元首称号，则定为了溥仪极不情愿的——“执政”。
当郑孝胥（他已完全投靠日本，成为溥仪身边日方的代言人）将这个决定告知溥仪时，犹如一盆冷水从头浇下。溥仪大为失望和愤怒：“执政？这是什么名目？我要的是皇帝宝座，是大清帝国的重建！岂能屈就于此？！”
关东军立刻派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前来“说服”。板垣的态度表面上恭敬，骨子里却异常强硬。他软硬兼施，一方面强调目前国际形势复杂，不宜立即称帝，以免刺激中国和国际社会；“执政”只是过渡，将来时机成熟必然恢复帝制。另一方面，则毫不掩饰地进行威胁：如果溥仪不接受“执政”之位，关东军将视其为“敌对分子”，不再提供保护，后果自负。
这番话把溥仪吓住了。他此刻已深入虎穴，身边全是日本兵，毫无反抗能力。巨大的恐惧压倒了失望，他意识到自己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在板垣的威逼和郑孝胥等人的“劝说”下，他最终含着屈辱，勉强点头同意。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的“满洲国”发表《建国宣言》，虚伪地宣称是“基于三千万民众之民意”而成立。3月9日，在长春（被改名为“新京”）的原吉长道尹公署衙门里，举行了一场不伦不类的“就职典礼”。
会场布置得中西混杂，既挂龙旗，也挂五色“满洲国国旗”（后来设计）。参加者除了几个前清遗老、汉奸官僚，主要是日本关东军军官和满铁代表。溥仪穿着一身西洋大礼服（而非梦寐以求的龙袍），面无表情地走上台，宣读了一篇由别人起草、充满傀儡腔调的《执政宣言》。
没有万众欢呼，没有百官朝拜，只有台下日本军官们冷峻而满意的目光，以及照相机的闪光灯。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代表”日本政府，向溥仪表示“祝贺”。仪式简短而空洞，更像是一场走过场的提线木偶表演。
就任“执政”后，溥仪搬进了经过修缮的“执政府”（原吉黑榷运局办公楼）。他很快发现，这个“元首”当得憋屈至极。
· 人事任免： 所有重要职位，尤其是掌握实权的“次长”职务，全部由日本人担任。名义上的部长（中国人）只是摆设。
· 公文审批： 送到他这里来的法令、政策，早已由日本顾问和官员决定好，他只需盖章签字即可，无权修改，甚至无权细问。
· 行动自由： 他的一举一动仍处于严密监视之下。身边的侍从、司机、甚至厨师，很多都是关东军特务机关安排的眼线。
他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傀儡”二字的含义：看似高高在上，实则一无所有，连说不的权力都没有。
某天，郑孝胥兴冲冲地拿来一份文件请溥仪签字，内容是任命一批日本顾问到各个关键部门。溥仪看着名单，一股无名火起，试图争辩几句：“郑卿，这……这各部门为何都要安插日人？我等既已立国，总该有些自主之权吧？” 郑孝胥脸色一沉，压低声音，不再是臣子的口吻，反而带着一丝训诫和威胁：“陛下（他仍私下称陛下），如今能得此局面，全赖日本友邦鼎力相助。这些安排，皆是关东军之意，亦是巩固邦交之必须。陛下切不可任性，以免……辜负友邦之厚望啊。” 说罢，他将钢笔塞到溥仪手中，用手指重重地点了点需要签名的地方。溥仪看着郑孝胥那张写满功利和谄媚的脸，又仿佛看到了其身后板垣征四郎那冷峻的目光。他沉默了，手微微颤抖着，最终还是在那份让他感到无比屈辱的文件上，签下了“溥仪”两个字。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沙沙作响，像极了一声无奈的叹息。他放下笔，突然问道：“郑卿，你之前与关东军签署的那些约定文书，能否拿来给朕……给本执政一阅？” 郑孝胥闻言，眼神闪过一丝慌乱，随即恢复镇定，敷衍道：“那些不过是程序文书，琐碎得很，不劳陛下费心。陛下只需安心主持大局即可。” 说完，便匆匆拿起文件退下了。溥仪望着他离去的背影，心中的疑云陡然加重：那些秘而不宣的文书里，究竟藏着怎样卖国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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