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
登基大典的闹剧结束后，紫禁城似乎恢复了往日的秩序，但一种无形的、更令人窒息的压力，却沉沉地压在了摄政王载沣的肩头。他不再是那个可以躲在哥哥（光绪）和太后（慈禧）阴影后面的年轻王爷了。如今，他是大清帝国实际上的最高执政者（至少在名义上），一个三岁皇帝的代理人和守护者。这份“天降大任”，没有给他带来丝毫兴奋，只有夜不能寐的焦虑和如履薄冰的恐惧。
摆在载沣面前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
1. 一个空荡荡的国库： 《辛丑条约》的巨额赔款像一座大山，年年抽血。朝廷寅吃卯粮，地方税收常常收不上来，办什么事都缺钱。
2. 一群虎视眈眈的列强： 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像个国中之国，铁路沿线驻着外国兵，动不动就提出各种苛刻要求，动不动就“抗议”。
3. 遍地烽火的“乱党”： 以孙文为首的革命党人，虽然屡次起事失败，但就像原上草，烧不尽，吹又生。他们的思想在南方新军和留学生中悄悄传播，让载沣一想起来就头皮发麻。
4. 一群离心离德的地方督抚： 经过庚子之变和“东南互保”，汉人督抚如袁世凯、张之洞等人，手握重兵和财权，对中央的谕旨常常阳奉阴违，朝廷的权威大打折扣。
载沣深知，要稳住局面，必须抓住最核心的东西——军权。而当时最强大、最现代化的军队，就是北洋新军。这支军队的魂，就是那个被慈禧赶回老家“养病”的袁世凯。
袁世凯人虽在河南彰德洹上村披着蓑衣当“渔翁”，但他的影子却无处不在。北洋六镇的将领，多是他一手提拔的亲信，只听“袁宫保”的招呼。朝廷的军咨府（总参谋部）和陆军部，根本指挥不动这支虎狼之师。
载沣对袁世凯，有着根深蒂固的猜忌和恐惧。一方面，源于哥哥光绪皇帝的遭遇（普遍认为光绪因袁世凯出卖而被囚），这是家仇；另一方面，袁的权势和野心，让他感到巨大的威胁，这是国患。他天真地认为，只要把袁世凯踢出局，就能把军权收归满族亲贵手中，巩固皇族统治。
于是，在几位年轻的满族少壮派亲贵（如载涛、载洵、良弼等）的支持下，载沣开始了他艰难而幼稚的“集权”行动。
第一步：驱袁。 他以赴日考察军事归来、精通陆军业务的留日士官生良弼等人为骨干，试图渗透和控制北洋军。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1909年1月），载沣以皇帝名义下旨，以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为由，勒令其“开缺回籍养疴”。这道旨意看似客气，实则是解除了袁世凯的一切职务，一脚把他踢回了老家。
旨意发出后，载沣和少壮派亲贵们暗自得意，以为去了心腹大患。载沣甚至松了一口气，觉得为哥哥光绪出了一口恶气。
然而，他们远远低估了袁世凯的势力根基和政治能量。袁世凯接到旨意，没有任何反抗，非常“恭顺”地交接了工作（其实也没什么可交接的，实权早已不在他明面的职务上），然后就回了彰德。表面上，他寄情山水，钓鱼赋诗，像个闲云野鹤。但实际上，洹上村那座宅邸，电报线直通北京和北洋各镇，他的心腹幕僚（如徐世昌）和北洋旧部（如冯国璋、段祺瑞）与他保持着密切联络。他就像一只潜伏的蜘蛛，静静地待在网中央，窥视着紫禁城的一举一动。朝廷的任何动向，都有人飞速报给他。
第二步：抓权。 赶走袁世凯后，载沣迫不及待地安排自己人接管军权。他任命自己的弟弟载涛为军咨府大臣（总参谋长），另一个弟弟载洵为海军大臣，毓朗（皇族）为军机大臣管理巡警部，良弼任禁卫军训练大臣。看起来，军事大权似乎都抓在了皇族手里。
但这一切，不过是空中楼阁。北洋军的官兵们，对这群突然空降、趾高气扬的“黄带子”（皇族）老爷们根本不服气，离心力更强了。载沣兄弟缺乏实际带兵经验和威望，根本驾驭不了这支军队。
第三步：揽政。 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载沣又做出了一个极其愚蠢的决定：宣布成立“皇族内阁”。在新成立的责任内阁13名成员中，满族占9人，其中皇族又占7人！汉人官员仅占4席，且都是次要职位。
这道谕旨一出，举国哗然！这彻底暴露了载沣和满族亲贵们“排汉集权”的真实面目，连原本对清廷还抱有幻想的立宪派和汉族官僚们都彻底失望了。这等于公开告诉全天下：所谓的“预备立宪”、“改革官制”，全是骗人的把戏！大清江山，还是我们爱新觉罗一家子的私产！
这下，不仅革命党要造反，连原本支持君主立宪的士绅、官僚们都寒了心，开始同情甚至转向革命。清廷彻底失去了它的统治基础，把自己变成了孤家寡人。
载沣坐在养心殿里，看着各地报上来的、对皇族内阁一片骂声的奏折，感到无比委屈和困惑。他觉得自己明明是为了保住大清的江山，为了巩固皇室的权力，为什么大家都反对他？他不懂政治需要平衡，不懂需要拉拢大多数，他只知道死死抓住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东西，结果却把所有人都推到了对立面。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