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新世纪的门槛，带给中国的不是希望，而是更深重的混乱与魔幻。紫禁城，这座帝国的中心，仿佛被一种莫名的、狂热而恐慌的情绪笼罩着。而在瀛台涵元殿内，被囚禁的光绪皇帝，则像一个冷眼的旁观者，透过窗户，焦虑地注视着外面那个正在迅速失控的世界。
一切的源头，来自华北大地上一股突然崛起的民间力量——义和团（又称义和拳）。这些头裹红巾、腰缠红带的农民、手工业者，宣称练习一种名为“义和神拳”的功夫，可以“神灵附体”、“刀枪不入”。他们最初的口号是“反清复明”，但很快在清廷某些势力的引导下，转变为“扶清灭洋”！
这股力量如同野火，在山东、直隶（河北）等地迅猛蔓延。他们拆毁铁路（认为洋人玩意破坏风水）、砍断电杆、焚烧教堂（针对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队伍里充斥着各种光怪陆离的仪式：念咒、喝符水、跳大神……一种混合着排外情绪、民间迷信和求生欲望的狂热，席卷了华北平原。
关于“神拳”的各种离奇传说，也飘进了高高的宫墙，传到了瀛台。 “皇上，听说了吗？义和团的大师兄，能请来关公、赵云附体，一把大刀舞得水泼不进！” “嗨，那算什么！有团民在教堂前念咒，洋人的洋枪就打不响！子弹打身上，冒个白印就掉地上了！” “真乃神助我也！看来老天爷都看不惯洋人欺侮咱了！”
光绪听着身边仅剩的几个老太监偷偷议论这些，眉头越锁越紧。他读过一些介绍外国科技的书，见过洋枪洋炮（甲午的教训还不够惨痛吗？），他根本不相信什么“刀枪不入”的鬼话！这分明是愚昧！是邪术！这群乌合之众，除了煽动混乱，激怒洋人，还能干什么？他内心充满了鄙夷和巨大的忧虑。
然而，令他震惊和恐惧的是，紫禁城里的最高统治者们，对这股力量的态度，却极其暧昧甚至鼓励！
以端郡王载漪（大阿哥溥儁的父亲）、庄亲王载勋、大学士刚毅、协办大学士徐桐等为首的极端保守派王公大臣（后党核心），如同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疯狂地鼓吹、利用义和团！
· 载漪渴望儿子早日取代光绪，急需“建功立业”巩固地位，认为利用义和团驱逐洋人（洋人倾向于支持光绪）是天赐良机。
· 刚毅、徐桐等老朽则极端排外，愚昧地相信“民心可用”，“神术可恃”，幻想依靠这些“义民”就能把洋人统统赶出中国。
· 他们不断向慈禧进言，夸大义和团的“神勇”和“忠义”，将其美化为“国家干城”，极力主张“招抚”，利用其来对付洋人。
而另一些相对清醒的大臣，如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等人，则忧心忡忡，力主“剿匪”。他们看得明白：义和团行为野蛮，破坏秩序，根本不可能抵挡洋人的枪炮，只会给国家招来灭顶之灾！他们跪在慈禧面前，痛哭流涕，痛陈利害：“拳匪不可恃，外衅不可开！”“衅不可自我先开啊，太后！”
于是，紫禁城内，围绕着对义和团是“剿”还是“抚”，展开了激烈无比的御前会议争论。这场争论，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
慈禧太后的态度，则摇摆不定，深不可测。她内心深处：
1. 恨洋人： 洋人支持维新（同情光绪），反对废立（不承认大阿哥），干涉她的权力，这是她最不能容忍的。
2. 怕洋人： 甲午战败记忆犹新，她知道真打起来，清军恐怕不是对手。
3. 想利用： 她也幻想能利用义和团这股“民气”教训一下洋人，让他们不再干涉内政，同时也可借机压服内部反对声音（如东南督抚）。
在这种复杂心态下，她的政策忽左忽右，时而下令“严拿首要，解散胁从”（剿），时而又称赞义和团是“义民”，下令“各省督抚，招集成团，借御外侮”（抚）。这种混乱的指令，使得地方官员无所适从，更助长了义和团的气焰。
而在这场决定帝国命运的激烈争吵中，有一个人被刻意地遗忘和排斥了——那就是光绪皇帝。虽然几次御前会议也被“请”去参加（作为摆设），但他大多数时候只能沉默地坐在角落，听着那些王公大臣们唾沫横飞地争论着“神拳”和“灭洋”。
终于，在一次争吵得面红耳赤的御前会议上，看着载漪、刚毅等人唾沫横飞地吹嘘义和团“神通广大”，徐用仪、许景澄等人数次苦劝无效，光绪皇帝再也忍不住了！他猛地站起身，因为激动和久病，身体微微摇晃，脸色苍白，但声音却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急切和痛楚：
“住口！” 他打断了载漪的夸夸其谈，目光扫过全场，最后落在慈禧身上，声音因激动而发颤：“拳民……拳民皆乌合之众！怎能敌各国劲旅？彼等皆不谙世事之愚民，妄言什么刀枪不入，此等妖言，岂能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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