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
养心殿里，光绪皇帝紧锁着眉头，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御案。案上，堆叠如山的，不再是那些枯燥的请安折子或户部报上来令人昏昏欲睡的粮银细账，而是一份份来自北洋、来自朝鲜、甚至通过特殊渠道传来的、带着硝烟味的紧急军报！
时间走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半岛上空战云密布，那个一直被大清视为“蕞尔小邦”的东邻日本，如同一条蓄势待发的毒蛇，露出了狰狞的獠牙，不断挑衅，寻衅滋事。日军在朝鲜仁川登陆，围攻王宫，扶持亲日政权，矛头直指大清在朝鲜的宗主权！
这些消息，像一块块烧红的烙铁，烫得光绪坐立难安。他不再是那个只知道在“亲爸爸”阴影下批“知道了”的盖章皇帝了！亲政这几年的憋屈、志锐被黜的屈辱、还有那份被墨汁污损的赈灾奏折所带来的无力感……所有积压的情绪，仿佛找到了一个宣泄口，一股脑儿地涌向了同一个方向——主战！
为什么主战？年轻的皇帝胸中燃烧着一团火：
1. 天朝上国的尊严： 在他接受的教育里，大清是“天朝上国”，日本不过是“倭寇”流裔，岂容其欺上门来？宗主国的威严不容挑衅！这关乎的是爱新觉罗列祖列宗的脸面，是大清帝国的国格！
2. 摆脱控制的契机： 潜意识里，光绪或许将这场对外战争，视为一次摆脱慈禧阴影、真正树立自己皇帝权威的绝佳机会！若能领导帝国打赢这场战争，还有谁敢说他只是个傀儡？这将是他亲政以来最有力的正名！
3. 朴素的爱国热血： 抛开政治算计，光绪内心深处，确实怀有一种希望国家强盛、不受外侮的朴素情感。日本的咄咄逼人，激发了他作为一国之主的责任感和血性。他读着那些描述日军暴行、朝鲜求援的奏报，只觉得气血上涌，恨不得立刻提兵跨过鸭绿江！
他的主战立场，与慈禧太后、李鸿章等人的主和（或“避战”） 倾向，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 颐和园的“静养”与算计： 慈禧在颐和园里，正忙着为自己的六十大寿（第二年）精心筹备。她渴望一个安定祥和的局面来举办这场“万寿盛典”，不愿被战争打扰。在她看来，打仗要花钱，而且是花大钱！她的园子、她的庆典、她的享受，都需要白花花的银子！况且，她对北洋海军的虚实，通过李鸿章，心里多少有点数，实在没底气和日本硬碰硬。她的态度是：能忍则忍，能谈则谈，最好花点小钱把事儿平了，别耽误我过寿！
· 李鸿章的“老成谋国”与私心：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是前线总指挥，也是主和派的实际代表。他苦心经营北洋水师和淮军多年，深知家底——北洋舰队看似亚洲第一，实则多年未添新舰，弹药不足，训练和指挥体系也存在问题。陆军更是腐化不堪。他倾向于利用外交手段（拉列强调停）和“以夷制夷”的老办法来解决问题，避免与日本正面开战，以免赔光自己的老本（北洋系是他的政治资本）。在他看来，光绪和一帮清流言官的主战呼声，完全是“书生误国”，不知兵凶战危。
于是，养心殿和天津直隶总督衙门（以及背后的颐和园）之间，电报频传，争论激烈。
光绪的情绪越来越激动。他不断召见军机大臣，语气急切地强调：“倭人猖獗，断不可示弱！”“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与人！”“李鸿章为何一味迁延？贻误战机，他担待得起吗？！” 他甚至直接给李鸿章发电谕，措辞越来越严厉：“……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至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为了获取更多信息和支持，光绪做了一件有些“出格”的事。他秘密召见了志锐（虽未提拔成功，但仍在北京）等一批和他一样热血、主张对日强硬的年轻官员（多是“清流党”）。这些召见通常在深夜，避开慈禧和李莲英的耳目。
养心殿的烛光下，光绪的眼睛因为缺乏睡眠和情绪激动而布满血丝。他急切地向志锐等人询问对外局势的看法，听取他们慷慨激昂的主战言论。这些言论如同火上浇油，让光绪更加坚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志锐等人也趁机向光绪进言，痛斥李鸿章等人畏敌如虎、挟洋自重，甚至隐晦地提醒皇帝要警惕“后方”（指慈禧）掣肘。
这些秘密会谈，给了光绪莫大的精神支持，让他感觉自己并非孤军奋战。但他不知道（或许不愿知道），这些“清流”言官，大多只有满腔热血和如簧巧舌，对实际的军事、外交、国力对比缺乏清醒认知，他们的建议，更多是基于道德义愤和政治投机（打击李鸿章等实权派），而非冷静的战略分析。
光绪沉浸在“主战=爱国=维护皇权”的逻辑里，越来越难以容忍李鸿章的“消极怠工”。他觉得李鸿章是在故意抗旨，是在挑战他这个皇帝的权威！
这一天，一份来自朝鲜前线的加急密报，如同烧红的铁块，直接砸在了光绪的御案上！密报详细描述了日军如何悍然进攻驻守朝鲜牙山的清军（叶志超、聂士成部），清军损失惨重，被迫向平壤撤退！日本不宣而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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