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的巨变，让九岁的招娣以惊人的速度成熟。她不再仅仅是一个听话、帮忙干活的女儿，她成了这个家庭运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一个沉默而可靠的“小大人”。
她完全接手了家里所有的日常杂务，并且做得比母亲在时更加井井有条。她学会了根据家里所剩无几的粮食，精确地计算每天煮粥的用量，确保能撑到下一次可能获得补充的时候。她挖野菜的范围更广，认识的种类更多，甚至开始尝试采摘一些据说有清凉解毒作用的草药，回来煮水给父亲喝。
她照顾土生也更加得心应手。她能准确地判断弟弟哭闹的原因，是饿了、尿了，还是单纯需要安抚。她抱着土生的姿势越来越稳，哼唱的不成调的歌谣里，似乎也多了一丝属于“姐姐”的温柔力量。土生对她依赖日深，有时在母亲怀里哭闹不休，一到她怀里便能渐渐安静下来。
然而，这种超越年龄的成熟，是以牺牲整个童年为代价的。她的世界里，再也没有了跳房子、抓石子，没有了同龄女伴间的悄悄话和嬉笑声。她的玩伴是灶膛里的火苗，是篮子里的野菜，是怀里需要照顾的弟弟。她的快乐，变得极其微小且短暂——可能是今天挖到的野菜格外鲜嫩，可能是土生对她露出了一个无齿的笑容，也可能是父亲今天咳嗽的次数少了一些。
她偶尔会蹲在院子里，看着蚂蚁搬家，一看就是很久。那忙碌而有序的蚁群，仿佛是她内心秩序的一种外在投射，也或许是她唯一能观察到的、不属于沉重现实的、小小的“游戏”。她的眼神里，属于孩子的天真烂漫正在急速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静的、带着忧思的早熟。她不再轻易表露情绪，无论是恐惧还是悲伤，都深深地埋藏在那颗日渐沉重的小小心灵里。
陈桂香，这个曾经以绣花手艺和操持家务见长的女人，正在被命运逼成一个战略家和斗士。丈夫倒下了，她就是唯一的支柱。她不能倒，甚至不能表现出太多的软弱。
在照顾丈夫、操持家务（虽然大部分已由招娣分担）之余，她的脑子一直在飞速运转，思考着这个家的出路。那三十块钱是绝对不能动的保命钱，也是刺痛她神经的耻辱钱。夏收之后巨大的债务窟窿，像一头蛰伏的猛兽，随时可能扑上来将她们吞噬。坐以待毙是不可能的。
她开始更加细致地打听各种可能赚到钱的门路。她问过王寡妇，镇上有没有需要临时工的地方，哪怕是给人洗衣服、做帮厨。王寡妇帮她打听过，但要么嫌她拖家带口不方便，要么工钱低得可怜，且不稳定。
她也曾想过重操旧业，绣更多东西去卖。但上次那块枕巾的遭遇给了她沉重的打击，而且购买丝线和布料需要本钱，她现在连这点本钱都拿不出，也冒不起任何风险。
一天，她听到村里人议论，说镇上的砖瓦厂在招人搬砖，计件算钱，女人也要。她的心动了动。那活儿极累，据说很多男人都吃不消，而且离家远，一天来回要走很长的路。但工钱据说比她在附近做零工要高一些。
晚上，安顿好丈夫和孩子，她看着窗外的月光，内心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她去砖瓦厂，家里怎么办？满仓需要人照顾，招娣还小，土生离不开人……可是，不去，哪里还能找到相对“稳定”且收入稍高一点的活计呢？
最终，对债务的恐惧压倒了一切。她决定去试试。她找来王寡妇，几乎是哀求地请她白天帮忙照看一下家里，尤其是看着点满仓，别让他出意外，她会每天付给她一点微薄的报酬（从哪来？她还没想好，也许是砖瓦厂的第一笔工钱）。王寡妇看着桂香决绝的眼神，叹了口气，答应了。
当桂香把这个决定告诉躺在炕上的陈满仓时，陈满仓死死地盯着她，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最终只是闭上了眼睛，两行浑浊的泪水从眼角滑落，渗入肮脏的枕头。他恨自己的无用，恨这世道的艰难，更恨自己竟然要靠着妻子去干那种男人都嫌累的重活来养活这个家。
第二天天不亮，桂香就起来了。她换上了一身最破旧但还算利索的衣服，用头巾包住头发，揣着两个掺了大量野菜的窝头，看了一眼炕上似乎睡着了的丈夫和旁边熟睡的两个孩子，咬着牙，悄无声息地走出了家门，融入了黎明前最深沉的黑暗中，走向那个能给她和家庭带来一丝微弱“喘息”机会的、充满艰辛的砖瓦厂。
这个家，在男主人生病、债务高压的绝境下，完成了一次悲壮而无奈的角色重构。每个人都背负着远超自身承受能力的重担，在看不见尽头的黑暗隧道里，凭借着本能和那一点点源于亲情的微光，艰难地、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喘息，并不意味着轻松，只是在濒临窒息边缘，争取到的一口带着血腥味的空气。
砖瓦厂坐落在镇子边缘，一片被取土挖得坑洼不平的开阔地上。几座土窑像巨大的坟墓般矗立着，冒着滚滚浓烟，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烟尘和烧灼的气息。工地上杂乱地堆放着成山的黄土、制成的砖坯和烧好的红砖，人群如同蚁群，在工头的吆喝声中忙碌穿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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