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村隔壁的村子，三年前叫王家村。
村里最大的地主姓王，叫王富。
后来王富死了。被人割了喉咙，尸体挂在自家大门口，晾了整整三天。
村里人放了三天的爆竹。烧黑的竹片撒了满村的土路，像铺了一层喜纸。小孩们蹲在地上扒拉漆黑的竹片残渣，老人们坐在墙根抹眼泪，都以为压在头上的大山倒了，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好日子终于要来了。
好日子没来。
新来的这位，叫郑阔海。
郑阔海不是本地人。
他来的那天，秋老虎正烈，晒得土路冒烟。村口来了三辆乌木马车，车轱辘碾过土路，留下两道深深的辙。车后面跟着二十几个护院，个个膀大腰圆，腰间别着短刀，走路带风，眼神凶得能吃人。
最中间那辆马车的车帘掀开，走下来一个穿锦缎袍子的男人。面皮白净，留着两撇小胡子，腰间挂着块油光水滑的玉佩，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看着和气，眼底却没半分温度。
他就是郑阔海。
据说他是南阳那边一个世家大族的远房子弟，被族里派出来 “开拓田产”。
来王家村之前，他先在县里走了一圈。
请县令在县城最好的酒楼吃了两顿饭，桌上摆的是鹿肉、河鲜，喝的是封了十年的好酒。给县丞送了匹日行千里的好马，给主簿塞了十两沉甸甸的金子。又找到县里几个有头有脸的士绅，挨个拜了码头，摆了一桌接风酒。
酒桌上，他端着酒杯，拍着胸脯笑。
“某家来此，只为置办些田产，安分守己，绝不生事。往后还要仰仗各位老哥多多照拂。”
士绅们笑着点头应和。县令也端着酒杯，拍着他的肩膀喊老弟。
于是他就来了王家村。
来的时候是秋天，地里的庄稼还没收，金黄金黄的，铺了满坡。
他先找到村里几个说话管用的老人，笑眯眯地坐在晒谷场上，说要买地。价钱比市价高两成，现银交割，分文不欠。
有人动心了。
村西头的老光棍李老三，无儿无女，守着三亩薄田过活，第一个卖了地。拿到白花花的银子时，他手都在抖，颠来倒去数了三遍，当天就去县里割了肉打了酒，回村跟人炫耀。
“这郑老爷，是真厚道！比王富那狗东西强一百倍！”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夜之间传遍了全村。
又有人陆陆续续来卖地。郑阔海来者不拒，价钱一分不压，银子用戥子称得准准的，当场就交到卖地的人手里。
一个月下来，他手里已经攥了村里三成的田。
这时候，他不再买地了。
他开始放贷。
谁家急用钱，婚丧嫁娶、看病抓药，都能找他借。利息不高，比县城里的当铺还低些，说话也和气，一口一个 “乡里乡亲的，帮衬是应该的”。
还不上？没关系。他会叹口气，宽限些时日，说 “某家还能逼你不成？”
宽限了，还是还不上。那就只能拿地抵。
不是他逼的。是你自己还不上。白纸黑字，红手印按得清清楚楚，怨不得别人。
地契到手，他再雇原来的地主给他种地。
种地的还是那些人，握锄头的手还是那双手，可打下的粮食，再也不是自己的了。
就这样，一亩一亩，一块一块。
两年下来，村里七成的田地，都姓了郑。
原先的小地主，有的变成了他的佃户，有的卷着铺盖，拖家带口逃荒去了。
村里人不是没想过办法。
有人去县里告过状。两个老汉，攥着皱巴巴的状纸，走了三十里路到县衙，跪在门口喊青天大老爷做主。可告状的人前脚刚进县衙，郑阔海后脚就坐着马车跟进去了。
没人知道他跟县令在后堂说了什么。
只知道告状的两个老汉，出来的时候鼻青脸肿，腿被衙役打瘸了，状纸被撕得粉碎，扔在地上踩了又踩。
也有人想学当年对付王富的办法，夜里摸到郑家院墙外，想讨个说法。
可郑家的院墙，比王富家的高了三尺，墙头上还插着碎瓷片。护院比王富多了两倍，日夜轮班守着，院子里还养着四条大狼狗，黑夜里眼睛亮得像灯笼。
去的人连墙头都没翻过去，就被狗撵出半里地，腿上还挨了护院一棍子，落下了终身残疾。
第二天，郑阔海站在村口，手里把玩着腰间的玉佩，依旧是那副笑眯眯的模样。
“哪位朋友昨晚去某家做客了？也不提前说一声，好让某家备壶热茶。”
他声音不大，却传遍了半个村子。
没人敢应声。连大气都不敢喘。
日子一天天过去。
租子越来越高。从三成交到五成，从五成交到六成。遇上灾年，颗粒无收，租子也半分不能少。
有人交不起，郑阔海也不恼，依旧笑眯眯的，说没关系，先欠着。
欠着欠着，利滚利，债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
最后，地没了，房子也没了。
村里人开始怀念王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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