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院的大堂里，灯火昏黄。
任弋让里正在沙发上坐下，自己转身去了灶房。片刻后，他端出两只粗瓷碗，碗里盛着淡绿色的茶水，几片薄荷叶浮在面上，散发着一股清凉的香气。
他把其中一碗递给里正。
“冰镇过的，”他说，“压压惊。”
里正接过碗，愣了一下。碗壁冰凉，在这初夏的夜晚，触感格外舒适。他低头抿了一口，薄荷的清凉混着淡淡的甜意，从舌尖一直沁到喉咙里。
他轻轻叹了口气。
那口气里，有惊吓后的余悸，有松了口气的释然，也有些别的什么——任弋听不出来，也没有问。
两人就这么静静地坐着，喝着茶。
灯火跳了跳。
过了好半晌，里正放下碗，抬起那双浑浊却依旧清明的眼睛，看向任弋。
“任先生，”他开口，声音比平时慢了些，“老朽有些事，想跟您说说。”
任弋点点头：“您说。”
“这几天，老朽一直在做您教的那个……‘统计’。”里正顿了顿，像是在回忆那个陌生的词，“把咱村一年到头，各家各户都干了些啥、挣了些啥，都拢了拢。本来是准备过两天找您请教请教的，没想到今晚……”
他没说下去，只是摇了摇头。
任弋给他添了茶，没接话，等他继续。
里正深吸一口气，从袖子里摸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展开来，上面密密麻麻记着些数字。他眯着眼看了看，开口道：
“咱村现在，一共一百二十三户，五百七十一口人。”
“种田的，还是大头。今年用您教的堆肥法，又换了新式犁，加上那几架水力筒车，坡上的地也能浇上水了。夏粮还没收，但看长势，比去年至少多三成。秋粮要是风调雨顺，还能再添两成。一年下来，光是粮食，能打……”他看了看纸上的数字，“能打一万两千石左右。按县里常平仓的价，一石三十钱，那就是三十六万钱。”
任弋点点头，没有打断。
“织布的，”里正继续道，“现在是最红火的。咱村已经有三十七户添了新式织机，还有十来户正在攒钱准备添。周启那孩子，光帮人装机器，就收了三百多钱的谢礼。还有那些在外头做工的，就是您说的‘雇佣’。他们在咱村那几家织坊里干的，也有二十多人，男的扛布、整经，女的织布，一个月少的能挣三四百钱，多的能挣七八百。”
他翻了一页纸：
“再加上打铁的、做木工的、去县里摆摊卖吃食的、收布收粮去县里倒卖的……这些七七八八拢起来，咱村一年，能进账……”
他顿了顿，把那数字又看了一遍，才抬起头：
“一百二十万钱左右。”
任弋挑了挑眉。
一百二十万钱。按这个时代的购买力，足够一个县衙全年的运转开支了。江东那边一个普通的县，一年的财政收入，大概也就这个数。
一个小村子，做到这个程度，确实不容易。
里正看着他的表情，脸上露出一丝笑意，但那笑意里带着点忐忑：
“任先生，老朽算得对不对？有没有漏了什么？”
“对。”任弋点头，“这个数字，比我预期的还要好一些。”
里正的笑容舒展开来，但随即又敛下去，变成一种更郑重的神色。
“老朽这些日子，也琢磨了些事。”他说，“咱村现在，钱是多了，可老朽总觉着，有些地方不太对。”
“您说。”
“织布这行当，来钱最快。可老朽看，织布卖布的钱，大头还是让县里那几家布商赚去了。咱村的人，把布卖给他们，一斤布才得多少钱？他们转手卖到别处，一斤布能翻两三番。咱村的人也想自己往外卖，可没门路，没车马，也没人懂外头的行情。”
他顿了顿，继续道：
“还有那几家织坊，东家挣得盆满钵满，雇工们一天干到黑，一个月也就那几百钱。老朽去问过几个在坊里干活的妇人，她们说，累是真累，可总比在家闲着强。老朽听了，心里不是滋味。”
他抬起头，看着任弋：
“老朽想着，咱村能不能自己搞一个……一个……”他有些卡壳，想了半天，“一个大家伙一块儿干的行当？不是那种东家雇工的行当，是……是大家一起出钱、一起出力、一起分钱的行当？”
任弋的眼睛亮了一下。
“您说的是合作社。”他说。
“对！合作社！”里正一拍大腿，“就是您课上讲过那个！老朽琢磨了好久，觉着咱村现在，有手艺，有劳力，有钱，就差个人牵头。要是能把织布的、打铁的、做买卖的都拢起来，自己收布，自己往外卖，挣的利润大伙儿分，不比让县里布商抽成强？”
任弋笑了。
“这个思路是对的。”他说，“但是有几个问题，您得想清楚。”
里正坐直了身子：“您说。”
“第一个，钱从哪来？”任弋掰起手指，“合作社要自己收布，就得有本钱。本钱从哪出？让大家伙凑份子？那凑多少？谁出得多谁出得少？挣了钱怎么分？亏了钱怎么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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