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科，你看这里。”李娜的声音打断了王兵的思绪。她拿着一份厚厚的投保清册走过来，指着一处说，“这个‘江湾镇水稻种植合作社’的投保清单，我粗略看了一下，社员签名笔迹相似度很高，而且很多身份证号码段非常集中，像是连号。”
王兵凑过去仔细看了看，又让文筠在系统里调出这个合作社的投保记录和保费支付凭证。果然，该合作社一次性投保了上千亩水稻，保费大部分由财政补贴支付。但进一步查看，发现其银行转账凭证显示保费来源于几个个人账户，而非合作社对公账户或财政直接拨付，这明显不合规。
“这是个疑点。”王兵对赵旭说，“赵科，你看这个合作社的投保，签名和保费来源都有问题。”
赵旭过来仔细查看后，眼神锐利起来：“嗯，虚假承保套取补贴的典型特征。记录下来，文筠，重点标注这个合作社的所有保单信息。李娜，你再仔细核查一下这个合作社的投保资料，看看有没有更确凿的证据。另外，小马，你查一下这个合作社近两年有无理赔记录。”
疑点被发现，检查组的氛围更加专注和紧张。文筠和小马快速地在电脑上操作着，李娜则埋首于档案堆中，寻找更多的蛛丝马迹。
然而，接下来的半天，进展却并不顺利。当李娜试图调取该合作社更详细的成立文件、土地流转合同等基础资料时，国旺农险的对接人员面露难色，表示这些资料可能都在乡镇营销服务部，需要时间调取。而当赵旭提出要直接与合作社负责人或部分参保农户电话核实时，公司方面又推说合作社联系人电话变更，一时联系不上。
常见的“拖延战术”开始显现。王兵和赵旭对视一眼，都明白遇到了阻力。这种阻力并非明目张胆的对抗，而是以一种“积极配合但确有困难”的软钉子形式出现。
下午，张立明副组长接到省局电话，需要回去参加一个临时会议，提前离开了江城。检查组的压力更多地落在了赵旭和王兵肩上。
“王科，这样下去不行。”赵旭趁着休息间隙，对王兵低声说，“他们这是在拖时间。我们必须施加点压力，或者找到更直接的突破口。”
王兵点点头，他也在思考对策。前世他虽然参加过检查，但多是按部就班，像这种明显遇到软抵抗的情况，而且是在省局主导的背景下，如何处理更需要智慧。直接向江城分局沟通施压给公司？目前证据还不充分，容易打草惊蛇，也显得检查组沉不住气。
“赵科，我觉得我们可以双管齐下。”王兵沉吟道，“一方面，我们就‘江湾镇水稻种植合作社’的疑点，正式向国旺农险发出书面质询通知书，要求他们在规定时间内提供完整资料并做出合理解释，把程序走到位，形成压力。另一方面，我们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思路，不局限于他们提供的纸质档案？”
“哦？你有什么想法？”赵旭感兴趣地问。
“我上午看了一下他们的系统数据，”王兵说，“发现他们有一些批单退保的记录，时间点比较集中，多在每年年底或上级检查前夕。我们可以重点查一下这些批单退保的业务，尤其是那些保费已经由财政补贴支付了的。
正常退保流程复杂，但这种集中、大量的批单退保，背后是否涉及违规操作？比如，先虚假承保套取补贴，再通过批单退保的方式处理掉，或者用于调整赔付率等指标？”
赵旭眼睛一亮：“这是个好思路！虚增保费规模时做的假保单，后期处理起来很麻烦，批单退保是常见手段之一。文筠，小马，先暂停手上的，集中精力把系统里近两年所有的政策性农险批单退保记录，特别是涉及财政补贴险种的，全部筛出来，重点分析退保原因、退款流向！”
检查方向一调整，立刻有了新发现。文筠和小马很快筛选出几十笔可疑的批单退保记录，涉及多个乡镇的多家合作社或大型养殖户。退保理由多是“信息录入错误”、“农户自愿放弃”等，但退款账户却往往并非原保费支付账户，甚至出现退至保险公司内部人员或其关联人账户的情况。
其中一个叫“李庄”的养殖户，一笔能繁母猪保险的退保记录引起了王兵的注意。该保单保费三千多元，财政补贴了大部分，投保后不到两个月就以“承保信息有误”为由批单退保，退款却打入了一个名为“李玉华”的个人账户。而通过内部系统模糊查询，王兵发现国旺农险江城公司的一位内勤就叫李玉华。
“赵科，你看这个。”王兵把记录指给赵旭。
赵旭仔细一看，脸色沉了下来：“保费支付方是财政补贴和农户自缴，退款却退给了不相干的个人，还是公司内部员工？这问题严重了，很可能涉及利用虚假保单骗取财政资金后套现。”
“需要立即核实这个张华的身份和这笔资金的最终去向。”王兵说。
赵旭当机立断，对门口的联络员小刘说：“请通知你们魏总，还有财务部和农险部的负责人，我们要就批单退保的业务进行问询。”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