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何亮，”李荣斌嘴角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略带冷峻的笑容，“倒是给我们送上了一份‘大礼’。他不仅帮我们指明了调查的方向，省了我们大海捞针的功夫，还替我们扮演了最出色的‘压力测试员’，狠狠地挤压了苏晓宁的心理空间。现在，苏晓宁恐怕已经成了惊弓之鸟，离精神全面崩溃不远了。”
小王兴奋地点头：“组长，何亮这王八蛋敲诈勒索，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我们是不是可以协调公安机关立刻动手把他抓了？免得他真把苏晓宁逼急了，或者跑出去乱说，坏了我们的大事。”
李荣斌沉吟着，走到窗边，看着窗外城市傍晚逐渐亮起的灯火。他摇了摇头，语气果断：“不，暂时不动他。”
“为什么？”小王有些不解，“这可是现成的罪名……”
“你看问题还不够深。”李荣斌转过身，目光炯炯地看着小王，“何亮现在就像是一条我们意外得到的‘鲶鱼’，正拼命地在苏晓宁这潭看似平静的死水里兴风作浪。水搅得越浑，底下藏的泥沙，也就是廖辉和苏晓宁的罪证，才越容易暴露出来。
我们现在动手抓何亮，等于亲手把这条活跃的‘鲶鱼’捞走，水面很快就会重新平静下来。苏晓宁可能会因此获得喘息之机，重新稳固防线，甚至可能怀疑何亮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控制，反而会更加警惕。这岂不是打草惊蛇？”
小王恍然大悟：“我明白了！组长您的意思是，让何亮继续给苏晓宁施压，我们坐收渔利？”
“没错。”李荣斌走回案情分析板前，拿起红色白板笔，在苏晓宁和廖辉之间的连线上，重重地画了一个圈，又在这个圈旁边，标注上“何亮-敲诈”几个字。“何亮的敲诈，等于把苏晓宁最害怕、最想掩盖的事情，血淋淋地摊开在了桌面上，也逼得她必须尽快做出抉择。她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
李荣斌用笔尖点着苏晓宁的名字，继续分析，既像是在对小王说，也像是在梳理自己的思路：“第一条路，硬扛。
赌何亮只是虚张声势，手里并没有真正的致命证据；或者赌我们专案组能力有限，查不到她精心隐藏的尾巴。但这条路，现在看风险极大，何亮显然是有备而来，而她自己已经慌了阵脚。”
“那第二条路呢？”小王追问。
“第二条路，就是自救。”李荣斌目光深邃，语气凝重，“当她意识到那笔来路不明的巨额财富可能保不住了，或者感觉到危险已经迫在眉睫，铤而走险的念头就会滋生。她可能会千方百计地转移、隐匿资产；也可能，会动起潜逃的念头，一走了之。”
他顿了顿，声音压低了一些，带着一种审视人心的冷静：“当然，也存在第三种可能，虽然概率较小，但并非没有。那就是在极端压力下，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为了寻求一丝生机，选择主动向我们交代问题，争取宽大处理。毕竟，相比何亮那种亡命徒似的勒索，走投无路之下，体制内的审查程序对她来说，或许反而成了一种可以预期的、相对‘规范’的出路。”
小王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因势利导，一方面利用何亮持续施压，另一方面切断她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和退路，把她往主动交代的这条路上逼？”
“可以这么理解，但要做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李荣斌回到办公桌前，拿起内线电话，语气瞬间变得斩钉截铁，充满了行动力，“通知各组负责人，立刻到小会议室开会！紧急案情！”
5分钟後，小会议室内烟雾缭绕，气氛紧张而凝重。李荣斌言简意赅地通报了何亮敲诈苏晓宁的新情况，以及他对当前形势的判断。
“同志们，”李荣斌环视一圈与会的核心骨干，“僵局很可能就要从苏晓宁这里打破了。何亮已经替我们把台搭好了，现在，该我们上场收网了。但收网之前，必须把准备工作做到万无一失！”
他清晰地下达了一系列指令，语速快而有力：
“第一，监控组立刻增派人手，升级对苏晓宁的监控等级！实行24小时不间断全方位监控，包括但不限于她的行踪、所有通讯工具（手机、座机）、网络活动（邮件、社交软件）。尤其要密切关注她是否有以下异常举动：频繁接触银行、证券公司；有大额资金调动迹象；试图变卖贵重物品；预订机票、火车票，特别是前往边境口岸或国际机场的车票机票；查询或办理出入境手续！发现任何蛛丝马迹，立即汇报！”
监控组负责人田立军立刻记录并回应：“明白，组长！我马上安排三班倒，确保无缝衔接。技术组会加强对她网络活动的实时追踪。”
“第二，”李荣斌看向负责外联协调的副组长赵敏，“赵副组长，你立刻亲自带队，协调央行反洗钱中心、证监委、以及市房管局等部门，以最高保密级别，紧急清查与苏晓宁本人，以及她的直系亲属（父母、子女）、还有何亮提到的那个‘远房表弟’名下的所有银行账户（包括境内境外）、证券账户、基金、理财产品、保险以及不动产信息！我要在12小时内，看到一份尽可能完整的资产清单！同时，与这些部门做好预案，一旦我们下达指令，能在最短时间内冻结所有这些涉案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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