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兵的一番话，像一把钥匙，插进了马文涛心里那把锈迹斑斑的锁里，轻轻一拧，虽然还没完全打开，但已经感觉到了松动。
马文涛也是在基层法院当过领导、处理过无数纠纷的人，保险公司内部的运作逻辑和顾虑，他一点就透。王兵提出的这个“突破口”，角度确实刁钻，也切中了要害。把问题的核心从“保险公司是否欺诈”转向“代理人管理是否存在漏洞”，等于是给双方都搭了一个台阶。
对他马文涛而言，坚持要保险公司承认“欺诈”，除了争一口气，实际意义并不大，而且过程会异常艰难，甚至可能把自己法官的身份置于尴尬的境地。
他内心深处，并不真想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影响力去胁迫一个企业就范，那不符合他的处事原则，也胜之不武。
如果保险公司能主动以“化解纠纷”、“保护消费者权益”为由，给他一个通融的处理方案，全额退保或者最大限度减少损失，那他也就有了下来的台阶，对家里、对自己，都有了个交代。钱拿到手，气自然也能顺一大半。
但多年司法工作养成的谨慎，让他不会轻易表露真实想法。尤其是在事情没有最终落定之前，他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对方的口头承诺上。
他沉吟了片刻，脸上的表情看不出太多波澜，只是刚才紧绷的线条柔和了一些。他端起已经微凉的茶杯，呷了一口，然后放下，目光平静地看向王兵：
“王科长，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们有你们的难处，保险公司有保险公司的规矩，这些我都理解。我还是那句话，我相信法律，也相信规矩。但规矩是为人服务的，不是用来把人逼进死胡同的。
这件事，关键还是看保险公司后续具体怎么做。是继续抱着那些格式条款、走过场的‘双录’当挡箭牌，还是真正能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本着化解矛盾的态度，拿出诚意来解决问题。”
他顿了顿，语气加重了一些，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严肃：“我也希望你们保险监督部门，能够切实履职尽责，公平公正地处理。既要保护企业的合法经营，更要维护我们普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能因为对方是保险公司，就有所偏袒。这个案子，我会继续关注处理结果。”
王兵一听这话，心里顿时像一块大石头落了地。马文涛这番话，听起来依旧是官腔十足，带着监督和质疑的口吻，但弦外之音再明显不过：他不再坚持那个近乎于“认罪”的“欺诈”定性，而是把焦点转向了“保险公司怎么做”和“监管是否到位”上。
这就是默许了王兵提出的解决思路，同意保险公司以“化解纠纷”的名义进行特殊处理，他自己则顺势“监督”处理结果是否公平。这就是典型的“就坡下驴”，给了双方最大的回旋空间。
“马大哥，您放心！”王兵立刻表态，语气诚恳而坚定，“我们分局的职责就是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权益。这一点，我们领导在会上多次强调。这个案子，既然我接手了，就一定会负责到底，督促保险公司给出一个公平合理、经得起检验的解决方案。
您的监督，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支持和促进。后续和保险公司的具体沟通情况，我会及时向您汇报。”
马文涛微微颔首，算是认可了这个沟通机制。他看了看表，示意谈话可以结束了。王兵识趣地起身，再次感谢马法官能抽出时间沟通。
两人一前一后走出茶室，在门口客气地告别，马文涛径直走向自己的车，王兵则站在路边，目送车子离开，直到尾灯消失在街角，他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最难的第一关，总算是过去了。
至少，马法官这边暂时不会采取更激烈的行动，也默许了私下协调的路径，为他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但王兵心里清楚，真正的硬仗才刚刚开始。马法官的态度缓和，只是消除了最紧迫的“引爆”风险，但问题远未解决。就像他对马法官说的，他需要给保险公司梁总一个“突破口”，而这个突破口的关键证据，很大程度上要落在那个失踪的表弟——原营销员身上。
同时，作为银保委的干部，他既然已经正式受理了马文涛的举报（尽管马法官可能更视之为一种施压渠道），就必须按照程序开展调查，形成完整的案卷材料。
私下协调是策略，依法调查是本职，两者必须并行不悖，甚至要让调查为协调提供依据和支持。
回到办公室，王兵立刻开始着手下一步工作。他先把这次和马法官见面的关键情况，特别是马法官态度的转变以及默许的解决方向，向分局局长吴局做了详细汇报。吴局听完，肯定了王兵前期工作的成效：“嗯，稳住举报人情绪，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路径，这是关键第一步。
你判断得对，那个营销员是此案的重要环节，必须找到他，核实清楚当时的销售细节。这不仅是为了给保险公司处理提供理由，也是我们履行调查职责的核心。你放手去办，需要协调支援随时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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