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进一步了解，这些黑产人员会利用老年人信息相对闭塞、渴望关怀、对复杂金融产品理解力下降等特点，主动靠近，嘘寒问暖，甚至帮忙做点小事，打着“关爱老人”、“免费理财咨询”的旗号，逐步获取老人的信任。
然后，他们会针对老人多年前购买的、可能已积存了可观现金价值的保单，开始“洗脑”，编造诸如“这款产品马上就要停效了”、“保险公司要破产了”、“现在退保拿钱最划算，有个更好的理财产品推荐给您”等谎言，诱导老人办理退保。
他们甚至利用老年人对电子设备不熟悉的特点，直接代为操作手机完成退保申请。
更狡猾的是，他们现在伪造证据的方式也更加隐蔽。不再轻易制作假的聊天截图，而是花大量时间“培训”客户（尤其是老年人），让他们在保险公司后续进行投诉核实或监管回访时，故意“记错”或“模糊化”销售过程中的关键信息，比如称“当时代理人好像说过……记不清了”、“年纪大了，耳朵背，没听太明白”等。
这样一来，即使保险公司怀疑存在误导销售，也因为客户“记忆不清”而难以取证，给黑产留下了操作空间，也给正常保险服务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王兵不敢怠慢，立刻调整应对策略。他要求各家保险公司必须加强对老年客户，特别是持有大额保单或近期申请退保的老年客户的回访力度。
对于关键信息，要进行二次甚至三次风险提示，并探索使用录音、录像或邀请家属见证等方式，确保老年人充分知晓退保后果，防止被误导。
同时，协会也快速发布了针对老年人的消费警示，通过社区、老年大学等渠道进行宣传。
这期间，王兵还遇到了一个颇为棘手的插曲。一家中型寿险公司的某地分公司，因为担心个别由黑产操弄的客户持续投诉会引发负面舆情，影响分公司绩效考核，在未充分取证的情况下，选择了息事宁人，私下对几个嫌疑很大的客户给予了通融全额退保。没想到，消息很快在黑产圈子里传开，立刻被奉为“成功案例”。
结果，更多的黑产团队闻风而动，模仿投诉，导致该分公司乃至整个地区的保险投诉量在短期内又出现一波反弹。
王兵得知后非常气愤，直接打电话给那家分公司的总经理，语气严肃：“你们这是在饮鸩止渴！用妥协让步换取暂时的安宁，是在纵容甚至鼓励这些黑产行为！
今天你们图省事退了一个，明天他们就会变本加厉地送来十个、一百个！最终破坏的是整个行业的经营环境！”
那位总经理在电话那头也是一肚子苦水：“王科啊，您说的道理我们都懂。可是……总部那边的消保考核指标压得喘不过气，投诉量、解决率、时效性，每一项都跟分公司班子、甚至一线员工的绩效奖金直接挂钩。我们也是没办法啊！
万一这些客户真跑到网上去闹，发酵成负面舆情，我们真是吃不了兜着走……”
王兵听完，沉默了片刻。他理解基层机构的压力和无奈，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评价体系，在某些情况下确实可能被别有用心的团伙利用，反过来绑架了保险公司，形成了“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恶性循环。
他知道，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推动更高层面、更宏观的考核机制改革，但这绝非一日之功，也超出了他一个科室负责人的权限。
但是，王兵并没有坐等。他和团队结合现有权限和资源，想出了一些创造性的应对办法。其中一项关键举措，就是在处理重大或可疑退保投诉时，引入“第三方见证”机制。
当遇到疑点突出、可能涉及黑产干预的投诉案件时，由监管局或行业协会协调，邀请行业协会代表、资深人民调解员等作为中立的第三方，参与退保协商的全过程，进行现场见证，并全程录音录像。
这一方面保证了处理程序的公正、公开、透明，另一方面，第三方在场形成的威慑力，也有效防止了黑产团队事后反咬一口、诬陷保险公司违规操作的可能。
这个做法在实践中取得了显着效果。有一次，某黑产团队教唆一位客户，谎称保险公司代理人在销售时承诺“收益超过银行存款且保本保息”，存在严重误导。
但在第三方见证的面对面调解过程中，当保险公司方出示了投保提示书、客户签名、电话回访录音等完整证据链后，面对第三方的询问，客户在压力下眼神躲闪，最终无法自圆其说，当场改口，承认是“有人教我这么说的，说这样才能快点拿到全款”。
这个极具说服力的案例后来被制作成内部警示教育视频，在行业内外小范围传播，起到了很好的震慑和示范作用。
当然，黑产团伙也在不断“进化”和“学习”。文筠监测到，他们开始利用某音、某手等短视频平台，将自己包装成“金融保险科普博主”、“维权律师”，一边用耸人听闻的标题“揭秘保险行业内幕”、“你的保单一文不值”，一边吸引流量，然后将感兴趣的用户引流到云信、TT等私域进行深度沟通，继续开展代理退保业务，手段更为隐蔽。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