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朝纲紊乱，群雄并起。以刚直敢言、抨击时政着称的士大夫仲长统，在私下场合愤然评论。
仲长统痛心疾首：“可悲！可恨！投靠强权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靠窑！此言何其精辟，又何其耻辱！观今之世，董卓、李傕、郭汜之流，何尝不是拥兵自重的巨寇？其余四方州郡，称兵割据者，有多少起初不是地方豪强或失意武人，趁乱而起，与匪何异？”
“他们眼中何尝有朝廷、有社稷、有黎民？唯有地盘、兵马、钱粮！今日联甲攻乙，明日便可降丙叛丁。后世匪类投靠日伪、换取番号，与此等军阀行径，本质一也！皆是将暴力视为私产，待价而沽，毫无气节道义可言。”
“此风一长，则天下之人但知有强权，不知有忠义；但知谋私利，不顾恤苍生。朝廷威信扫地，纲常伦理尽废，便是亡天下之兆！吾辈纵然口诛笔伐，然朝廷不振，公道不彰，又能奈何？只能眼睁睁看这浊流翻滚，吞噬一切。”
……
“说完这些旁门左道，咱们再回过头，细说土匪最根本、最血腥的两大财源：抢劫和绑票。”
“先说抢劫，这是最直接、也最普遍的土匪行动，大致分两类：拦路抢劫和打家劫舍。目标很明确：一要钱，二要枪。为了这两样，他们几乎无所不抢，富户、商队、官署乃至洋人，都敢下手。”
“有的土匪胆大包天到了极点。例如1922年，秦岭悍匪外号彭大王的彭源洲，就在周至田峪劫了汉中军阀吴新田送给另一军阀刘镇华的四十多担鸦片，一下子暴富，实力猛增。”
“绥远（今内蒙古中部）的土匪更是嚣张，1923年打死了比利时传教士苏伦，1926年又偷抢了冯玉祥部队四百多条枪。1930年，两个美国女传教士在绥远临河乘筏子时遭劫，随身行李被抢光不说，连身上穿的皮外衣、外套都被当场扒走，差点没被冻死，可谓惊魂落魄，这还算幸运的，土匪顾忌外国人没有把这两女的（当然也可能是年纪大了）抓到土匪窝里去‘享用’。”
“在东北，抢劫普通人家被称为“砸黑窑”或“掏窑”。干这种活儿的多是些散匪、小股匪伙，黑话叫“砸孤丁”、“打杠子”的。他们武器粗劣，甚至只有木棒、刀子或假枪，闯进门去先伤人立威，然后见什么抢什么，钱、马、衣物、被褥，连袜子都不放过，如同蝗虫过境一般天高三尺。”
“还有一些小股式单个土匪，专门干劫道的勾当，抢往来行旅者，叫“打闷棍”或“棒子手”。这类小匪，被大股绺子看不起，蔑称为“捅鸡蛋的”意指偷鸡摸狗，上不了台面的东西，这些小团伙小土匪他们往往哨聚砸窑，分赃即散，没有固定组织。”
“大股土匪的抢劫，则完全是另一番光景，堪称一项有组织、有预谋的系统工程。”
“行动之前，周密的准备必不可少。首先，匪帮通常长期圈养一批叫 “钩钩” 的眼线。这些人多是当地的地痞流氓，整日混迹于客栈、码头、车店，打听各路消息。谁家最近生意发财、银钱宽裕，哪家大户防备松懈、护院薄弱，都逃不过他们的耳朵。情报一旦核实，立刻通过花舌子等渠道报给山寨。”
【“专业！情报先行。这“钩钩”就是古代版的商业间谍+线人网络啊，客栈码头车店都是情报站。”】
【“所以大户被抢，很多时候是早就被盯上了，内部情况可能都被摸透了。这种有预谋的抢劫，成功率自然高。”】
【“从情报收集、目标评估、行动策划到销赃谈判，形成闭环了。难怪剿匪难，他们已经进化出适应环境的组织形态了。”】
【“我记得长辈跟我说起过，初来杭州时，河里还有河盗，专门来抢粮食。我们住在余杭的乡下，租别人家的田种，一年到头也没多少粮食，河里还有强盗来抢东西。还好村里有一个保长组织村民保护自己的粮食，沿河还安排放哨的村民，遇到强盗要马上敲锣打鼓。”
“有一次，我曾爷爷看到有强盗来抢粮食，马上呼救，保长拿着刀就赶过来了，带了几十个在田里做事的人。然后就是打强盗，有个强盗被打断了腰子和后背，直接瘫痪了。我们这里的强盗其实就是隔壁镇的农民，他们来打秋风，偷东西，抢东西。但是这些强盗也是欺软怕硬的，我们村把人打残了丢了回去，以后就不敢再来我们这里抢东西了。”】
【“我广西的，从小我奶奶就给我讲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故事，一直到广西剿匪前，村里的人都不敢离村超过五十里地，因为土匪横行乡里，一旦出远门就有被抢劫绑票的风险。从我记事起，我奶奶的枕头下面一直放一把刀，这让我感到非常惊奇，据她说习惯了，怕有土匪闯进来防身用的。”】
唐代，杜佑正在编纂《通典》中的《兵典》与《食货典》。他对于军事制度与社会经济有深入研究，看到土匪行动的系统性，尤其情报环节，引起了他的职业关注。
杜佑对协助编纂的属官和子侄辈指点道：“尔等莫要只视其为匪类暴行，须看到其行动背后的章法。这眼线消息，正是《孙子兵法》所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最粗野层面的应用。”
“官军剿匪，常苦于其行踪飘忽，岂不知匪类在民间布有耳目网络，官军未动，风声早已走漏。此等网络，依托于市井流氓、无业流民，乃至被胁迫的平民，盘根错节，清除极难。”
“他翻开《通典》草稿，继续说道：“这与历代豪强、藩镇蓄养门客、死士，以掌控地方、窥探朝政，手段虽异，目的一致——即延伸控制力与感知力。匪帮借此选择脆弱目标，规避强大对手，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利益。治国者，欲肃清地方，必先整顿基层。”
“更重要的是，朝廷政令需真正通达乡里，公正司法，使百姓有冤可申，有惧可依，则匪类之耳目自然失灵。否则，官在明，匪在暗，匪借民为耳目，官却视民为草芥，剿匪安能成功？此乃治安之根本，不可不察。”
众人皆俯首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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