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缅甸境内反抗意识依旧强烈的掸族、佤族，徐渊采取了“军事压制+利益分化+空间挤压”的三维策略。掸族武装长期控制缅泰边境的鸦片贸易，对徐渊的移民安置政策充满敌意，多次袭击华人移民车队与垦殖点。1948年秋，徐渊以“打击鸦片走私、保护移民安全”为名，派遣南华自卫军两个师围剿掸族武装的核心据点东枝。配备美式冲锋枪、迫击炮与轻型坦克的华人军队，轻易击溃了仍使用冷兵器与老旧汉阳造步枪的掸族部族武装——战斗往往在清晨打响，自卫军的炮火先摧毁掸族的木质寨门，随后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冲入村寨，掸族战士虽勇猛抵抗，但武器代差悬殊，往往伤亡惨重。
对于顽抗到底的掸族部落，徐渊下令“烧其寨、夺其粮、断其水源”，将数万掸族民众驱赶到老挝北部的原始森林边缘，那里瘴气弥漫、土地贫瘠，远离缅甸核心区，再也无力威胁华人移民的生存空间；而对于愿意妥协的掸族首领，徐渊则抛出橄榄枝：授予鸦片贸易的特许经营权，允许他们在老挝边境设立交易点，同时提供南华币贷款，让其成为依附于“南华体系”的代理人，这些首领逐渐沦为徐渊控制鸦片贸易的棋子，再也不敢轻易反抗。
佤族的抵抗更为顽强，他们盘踞在缅甸东北部的深山老林，擅长丛林作战，多次伏击自卫军的运输队。徐渊见状，迅速调整策略，联合缅甸北部同样与佤族有世仇的克钦族武装——他亲自会见克钦族首领，以“划分势力范围”为诱饵，承诺克钦族可永久占据缅北密支那地区的锡矿与玉石矿，同时提供一批步枪与弹药，让克钦人从侧翼夹击佤族。腹背受敌的佤族武装节节败退，最终主力被迫南迁至柬埔寨东北部，那里被吴哥窟周边的茂密丛林与湄公河支流隔绝，远离徐渊的控制核心，只能在贫瘠的土地上艰难求生。整个驱逐过程中，徐渊始终避免大规模屠杀，而是以“生存空间挤压”为主，既减少了国际舆论压力，又为华人移民腾出了伊洛瓦底江平原、掸邦高原等大片肥沃土地。
与英国支持的缅族独立力量的决战，始于1949年春的仰光保卫战，这是一场决定缅甸命运的生死较量。二战后，英国急于维持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将缅甸视为“英联邦在远东的重要支点”，于是向缅族“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简称“民盟”）提供了两万支李-恩菲尔德步枪、五十门博福斯山炮、十架喷火式战斗机及一批英国军事顾问，试图扶持亲英政权，将徐渊的华人势力赶出缅甸。
民盟领袖吴努集结四万兵力，兵分三路围攻仰光——这座由徐渊掌控的缅甸最大港口，是南华体系的物资枢纽，一旦失守，徐渊的移民政策与军事扩张将彻底崩盘。当时徐渊麾下在那里的武装力量仅有两万五千人，但凭借两大优势坚守：一是从国民党残余势力手中收购的十辆M4谢尔曼坦克、二十门105毫米榴弹炮，构成了坚固的火力防线；二是依托仰光华人社区建立的街垒工事——华人商户自愿捐献木材、钢材，将街道改造成纵横交错的防御网，每家每户都成为狙击点，形成“全民皆兵”的态势。
战斗打响后，仰光市区沦为血肉磨坊。民盟武装在英国顾问的指挥下，采取阵地战战术，试图以人数优势消耗自卫军，但徐渊深谙“扬长避短”之道，拒绝与对手正面硬拼。他命令部队采用“围点打援”战术：让一个师的兵力死守仰光市区核心区域，利用街垒工事牵制民盟主力，同时派遣两个精锐团，乘坐橡皮艇沿伊洛瓦底江逆流而上，奇袭民盟武装的后勤基地卑谬。
1949年5月12日，仰光市区的唐人街成了战场。缅族武装在英国顾问的指挥下，集中一个团的兵力，试图突破南华自卫军的防线——这里是仰光的商业核心区，街道狭窄，房屋密集，一旦失守，自卫军的防御体系将全线崩溃。负责防守的是自卫军三营二连，连长赵虎原是国民党军官，带着一百八十名士兵，依托华人商户的建筑，构建了层层叠叠的街垒。
清晨六点，缅族武装的炮火率先打响。博福斯山炮的炮弹呼啸着落在街道上，砖瓦碎片飞溅，木质房屋燃起熊熊大火。赵虎趴在街垒后面，手里紧握着汤姆逊冲锋枪，看着对面巷口黑压压的缅族士兵：“都给我稳住！等他们靠近了再打！”街垒是用沙袋、木材和废弃的汽车轮胎堆砌而成的，上面留着射击孔，士兵们躲在后面，屏住呼吸等待命令。
当缅族士兵冲到距离街垒五十米时，赵虎大喊一声：“打！”机枪、冲锋枪同时开火，子弹如雨点般扫向对方。缅族士兵纷纷倒地，但后续部队仍源源不断地冲上来，他们拿着李-恩菲尔德步枪，疯狂地射击，部分士兵甚至扛着梯子，试图爬上两侧的房屋，从侧翼包抄。“狙击手，干掉梯子上的！”赵虎吼道，屋顶上的狙击手立刻扣动扳机，两名缅族士兵应声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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