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双年展的开幕如同投入滚油的一勺冷水，瞬间炸开。镁光灯、名流、评论家、好奇的观众、举着自拍杆的网红……喧嚣的人潮涌入展馆，将平日冷清的殿堂变成沸腾的漩涡。
《信道》所在的主厅，因其庞大的体积和开幕前就流传出的“晦涩”、“令人不安”的传闻，反而成了最热门的打卡点之一。人们排着队，带着或好奇、或猎奇、或准备接受“艺术洗礼”的表情，钻进那个由电子骸骨和冰冷光线构成的迷宫。
徐明和林小雨站在展厅角落一个不起眼的阴影里，看着人群涌入他们的“作品”。他们没有像其他参展艺术家那样，被簇拥着接受采访、讲解创作理念。策展人尊重了他们“不愿过多曝光”的意愿，只在展览画册上留下简短的、近乎谜语的艺术家陈述：“《信道》——关于被传输、被干扰、被聆听与失语的声音考古现场。”
实际上，他们几乎无法开口解释。任何关于“监听”、“信号”、“系统操控”的具体指涉，都可能触碰雷区。他们只能沉默，让装置自身去言说，去承受千百种误读、曲解或（他们期待的）偶尔一现的深刻共鸣。
迷宫内部，声景发挥了预想中的效力。有人进去不到一分钟就捂着耳朵仓皇逃出，抱怨“头疼”、“压抑”；有人则流连忘返，试图分辨声音中隐藏的“密码”，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长篇大论的解读，从福柯的权力话语分析到当代人的信息焦虑症，脑补出远超创作者本意的宏大叙事；更多的人，只是带着一种“我体验过了”的满足感，在出口处打卡拍照，将《信道》的阴郁迷宫作为自己时尚品味的另类背景板。
这就是艺术的场域：一部分是真诚的探索与表达，一部分是精心的表演与误读，更大一部分，是喧嚣的消费与遗忘。
方哲带着小型摄影团队也在现场，他镜头捕捉的不是装置本身，而是装置前形形色色的人，他们的反应、交谈、甚至不经意流露的迷惑或不适。对他来说，《信道》引发的“观看效应”，比装置本身更接近《星痕之下》想要探讨的主题——当个人的创伤与秘密被置入公共空间，它会如何被观看、被消化、被转化为新的叙事？
开幕式的喧嚣中，徐明注意到几个特别的参观者。他们不像普通观众那样走马观花或拍照，而是在某些声音片段前长时间驻足，神情专注，甚至拿出专业录音笔贴近扬声器收录，或者用手机拍摄数据流影像的细节。他们的穿着低调，气质冷峻，像是某些专业领域的研究者，或者……别有用心的调查者。
其中一人，在出口附近，目光锐利地扫过角落里的徐明和林小雨，停留了一瞬，微微颔首，然后便消失在人群中。没有交谈，没有名片，只是一个眼神。
是“深海”的人？还是其他方面（警方、调查记者、竞争对手）的关注？无法分辨。
双年展带来的关注度是双刃剑。除了那家海外音乐节的正式邀请，《回响》厂牌的数字专辑销量迎来了一个小高峰。一些真正严肃的文化媒体开始约稿，希望他们能谈谈创作与时代的关系。甚至有两所大学的艺术学院，邀请他们去做非正式的讲座或工作坊。
与此同时，网络上关于他们“故弄玄虚”、“消费苦难”、“艺术幌子下的自我标榜”的批评声也再次响起，虽然规模不大，但言辞尖刻。某位以毒舌着称的艺术评论家在专栏里写道：“《信道》试图扮演时代的听诊器，但最终只听到自己矫情的回声。将个人不幸上升为普遍隐喻，是当代艺术最常见的懒惰与傲慢。”
这些声音，他们已经学会部分屏蔽。更让他们在意的，是那个“深蓝频率”的变化。在双年展开幕前后，监听设备捕捉到的信号脉冲，明显变得更加规律、密集，甚至出现了新的、短暂的数字编码序列（依旧无法破译）。仿佛那个隐藏的系统，也“知道”他们被推到了更显眼的位置，并相应地调整了自身的“通讯”状态。
“潮汐”在变化。但他们仍然不知道，这变化意味着逼近的危险，还是某种……机会？
双年展进行到第二周，一个更加意想不到的“观众”出现了。
那天下午，展厅人流量稍减。徐明正在调整迷宫内一个接触不良的投影设备，林小雨在外面协助工作人员更换介绍展板。一个穿着朴素、头发花白、气质儒雅的老者，在一个年轻助手的陪同下，缓步走进了《信道》的迷宫。
老者看得很慢，很仔细。他在那些模拟数据流的投影前站立良久，眉头微蹙，又侧耳倾听那混合了监听脉冲的背景音。他并没有像其他观众那样很快离开，而是在迷宫中反复走了两遍，最后，在出口处，他的目光与刚刚从内部出来的徐明相遇。
老者走上前，伸出手，声音温和：“是徐明先生吧？鄙人姓秦，秦怀远。对你们的作品，很感兴趣。”他的手掌干燥有力，眼神清澈，带着一种久居上位的从容，却又奇异地没有压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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