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的初秋，岳麓山的枫叶刚染上浅红，朱允炆在藩王府东侧的小园里辟出了一间雅致的厅堂。堂前种着两株湘妃竹，竹影婆娑地映在青石板上，堂内四壁挂着孔子、孟子的画像，正中摆着一张丈许长的楠木桌，二十把梨花木椅分列两侧——这便是朱允炆新设立的“议政堂”。
此刻，堂内已经坐了不少人。有白发苍苍的乡绅，捧着水烟袋在吞云吐雾；有穿着青布长衫的士子，正低头翻阅着手里的策论；还有几个面色黝黑的老农，拘谨地搓着布满老茧的手，时不时偷瞄一眼坐在主位上的朱允炆。
朱允炆穿着件月白圆领袍，腰间系着玉带，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诸位乡贤、父老，今日请大家来，是想聊聊长沙的水利。去年水灾，不少田地被淹，今年虽算丰收，可堤坝要是再不修，明年怕是还得出乱子。”他示意黄子澄展开一幅地图，上面用朱砂标出了长沙周边的河流与堤坝，“这是我让人画的详图，哪里该筑堤，哪里该挖渠，还请大家多出主意。”
坐在首位的乡绅是长沙首富李员外，他放下水烟袋，清了清嗓子：“殿下仁德，心系百姓，实在是我等之福。”他话锋一转，眼神瞟向旁边的几个老农，“依老朽看，修堤坝得用钱，不如按田亩出钱，多劳多得，少劳少出，最是公平。”
“李员外说得轻巧！”一个皮肤黝黑的老农猛地站起来，他叫王二柱，家里三亩水田去年全被淹了，至今还欠着租子，“俺们家连种子都快买不起了，哪还有钱出？要我说，该让那些有千亩良田的大户多出点！”
“你这农夫，休得胡言！”李员外身边的账房先生立刻反驳，“大户人家缴的赋税还少吗？再要额外出钱，怕是要逼死人了！”
“怎么是额外出钱？”一个穿青衫的士子站起身，他叫张彦，是岳麓书院的学生，曾因弹劾贪官被朱允炆赏识，“《大明律》本就有‘修水利，官民共助’的条令，李员外家有良田三千亩，受益最大，自然该多承担些。”
堂内顿时吵成一团，乡绅们抱团反对加钱，老农们则据理力争，士子们夹在中间，有的帮乡绅说话，有的替百姓辩解。朱允炆端着茶杯，笑眯眯地看着，并不插话，直到吵得差不多了，才抬手示意安静：“大家的意思，我都明白了。这样吧，田亩百亩以上的，每亩出铜钱五文；百亩以下的，每亩钱，一天算十文，如何？”
王二柱琢磨了一下，自家三亩田，出六文钱还能承受，忙点头：“殿下说的公道！”
李员外虽不情愿，但见朱允炆态度温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也只能悻悻道：“殿下定了，老朽自当遵行。”
张彦却皱起眉头：“殿下，此举虽能解燃眉之急，却非长久之计。不如效仿古制，设‘水官’专管水利，由百姓推举贤能担任，朝廷只负责监督，既省了官府的冗费，又能让百姓心服。”
朱允炆眼睛一亮：“张生这个主意好！就这么办，先在长沙县试点，选三个水官，俸禄从水利捐里出，若真能办好，再在全州推广。”
议政堂的消息很快传遍长沙城。百姓们沿街拍手称快，说朱允炆“肯听咱老百姓的话”；乡绅们虽有些肉痛，却也佩服朱允炆处事公允；只有几个被朱允炆查处过贪腐的官员，暗地里咬牙切齿，觉得这议政堂是冲着他们来的。
可没过几日，一封加急密信就送到了南京的锦衣卫指挥使蒋瓛案头。信是长沙卫的一个千户写的，字里行间全是控诉：“朱允炆设议政堂，召集乡绅士子，实则结党营私。那李员外本是罪臣之后，却被委以重任；张彦曾非议朝政，竟能参与决策。此二人与朱允炆过从甚密，恐有不轨之心……”
蒋瓛把密信呈给朱元璋时，老皇帝正坐在御花园的暖阁里，看周德兴演练新造的连弩。那弩箭能穿透三层铁甲，朱元璋看得兴起，连拍了三下桌子：“好！有这玩意儿，鞑靼人再来，定让他们有来无回！”
蒋瓛躬着身，等朱元璋兴致稍减，才递上密信：“陛下，长沙送来的密报。”
朱元璋接过密信，眯着眼看完，脸色渐渐沉了下来。周德兴凑过来，想看看写了什么，被朱元璋一把推开：“你懂什么？这是文斗。”他把密信扔在桌上，手指敲着桌面，“朱允炆搞个议政堂，听起来是集民智，可细想，那些乡绅士子，哪个不是他笼络的人？时间长了，长沙的民心都被他攥在手里，朝廷的话还管用吗？”
蒋瓛低声道：“那千户还说，朱允炆让张彦编了本《长沙新政》，里面说‘民为邦本，君为轻’，这话……”
“这话是孟子说的，没什么错。”朱元璋打断他，眼神却冷得像冰，“可孟子没说，君轻了，臣就能取而代之。”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远处的紫金山，“朱允炆这孩子，仁厚是仁厚，就是太急了。刚在长沙站稳脚跟，就想搞自己的一套，忘了谁才是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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