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初辞黉舍赴乡关，大寨旗扬垄上翻。
瓦窑火映千般苦，磨坊声牵百姓欢。
为解饥肠寻野味，甘担重任破难关。
学成归返情依旧，不负青春不负山。
1974年元月的寒风，裹着川西高原的雪粒，刮在离翁脸上时，他刚把初中毕业证书塞进棉袄内袋。绿皮火车在山间绕了三个小时，终于停在金川县城的小站，再往安宁大队去，就只能靠双脚了。他背着母亲连夜缝的布包，里面塞着两件旧衣裳和一本《毛泽东选集》，踩着没脚踝的积雪，一步一步往家的方向走——从此，他不再是教室里读书的学生，而是要扛起锄头、挑起担子的社员了。
安宁大队的村口，早就立起了“农业学大寨”的红色木牌，雪落在牌面上，红与白相映，格外醒目。刚走到大队部，就看见支部书记张定秀站在门口，她穿着洗得发白的干部服，袖口挽到小臂，露出结实的胳膊，见离翁过来，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回来得正好！工作组刚定了，让你们这些初中毕业的娃娃当副队长，你去副业队，跟曾才发搭伙。”
离翁跟着张书记走进大队部，屋里的土墙上贴满了奖状，“先进集体”“学大寨标兵”的红绸子还没摘。曾才发就坐在炕边，手里拿着个瓦坯，手指粗糙得像老树皮，见离翁进来，咧嘴笑了笑：“我这手艺是跟我爹学的，烧出来的瓦，十年不漏水。以后队里的事，就多劳你费心，我得去马尔帮公社的砖瓦厂当师傅，每月给大队交副业费。”离翁赶紧点头，心里又紧张又激动——他还没管过这么多事，可一想到能为队里做事，又觉得浑身是劲。
第二天一早，离翁就跟着记分员张元贵去看副业队的产业。张元贵比离翁大五岁，脸上总是带着笑，手里拿着个账本，走一路记一路：“这是八角碉沟的蔡家磨坊，石碾子是清朝传下来的，磨出来的玉米面最细；前面是唐二娘家的，她磨的荞麦面，蒸馒头香得很。”离翁跟着他走进磨坊，石碾子“咕噜咕噜”转着，蔡大爷正往碾盘上倒玉米，见他们进来，擦了擦汗：“离翁来啦？以后可得多来看看，这老碾子要是出了毛病，队里人就没细粮吃了。”
走了一上午，离翁才算摸清了副业队的“家底”：八家磨坊散在各个山沟里，两家砖瓦厂在碳厂沟和甘牛，碾米房由苏大娘管着，榨油房在教场坝，还有周显德师傅的缝纫店，徒弟江庭风正拿着针线，给社员补衣裳。可越看，离翁的心里越沉——队里的社员，大多是地富反坏家庭出身，穿的衣服补丁摞补丁，脸上都带着菜色。张元贵叹了口气：“他们顿顿吃洋芋，有时候连洋芋都不够，你没见着，昨天王婶家的娃，盯着队里的玉米囤子直咽口水。”
离翁攥紧了拳头，心里有了主意。当天晚上，他就拉着张元贵坐在炕头，翻着账本琢磨：“咱们得想办法给大家改善伙食，总不能让大家饿着肚子干活。”张元贵点了点头：“我早想过了，磨坊飞箩面的时候，能剩下点碎面；榨油房能捡些油脚子，炒菜能香点。就是面粉不够，得想办法弄点钱买。”离翁眼睛一亮：“咱们派社员去砍柴卖！后山的柴多，砍了拉到县城集市，肯定能换些面粉回来。”
第二天凌晨，天还没亮，离翁就带着五个社员上了山。雪还没化，山路滑得很，他们手里拿着斧头，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林子走。树枝上的雪落在脖子里，凉得人直打哆嗦，离翁的手很快就冻僵了，握斧头的力气都小了些。“离翁，歇会儿吧！”社员李大叔喊道，他的手背上被树枝划了道口子，血珠冻在皮肤上，像颗小红豆。离翁摇摇头：“趁天亮多砍点，早卖了钱，早给大家买面粉。”
砍够了柴，他们又用绳子把柴捆成担，往县城挑。柴担压在肩上，雪水顺着衣领往下流，离翁的棉袄很快就湿透了，冷风一吹，冻得他牙齿打颤。走到县城集市时，天已经黑了，他们找了个角落，把柴卸下来，等着买主。直到半夜，才有个饭馆的老板过来，以两毛钱一担的价格买了他们的柴。拿着换来的五块钱，离翁的手都在抖——这能买十斤面粉，够队里人吃两顿白面馒头了。
回到队里，离翁立刻让苏大娘把面粉磨成面，第二天早上，全队的社员都吃上了白面馒头。王婶拿着馒头，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娃子，谢谢你啊！我家娃都半年没吃过白面了。”离翁看着大家吃得香甜，心里比自己吃了馒头还甜——他知道，这只是开始，还得找更多办法改善生活。
后来，离翁又跟张元贵琢磨着炸鱼。他们从大队部借了点炸药，趁着月色，偷偷跑到小河边。张元贵点着炸药，往河里一扔，“砰”的一声，水花溅起一人多高，鱼儿翻着白肚皮浮上来。离翁和社员们赶紧用网捞，不一会儿就捞了半桶。回去的路上，大家哼着歌，脚步都轻快了不少。第二天中午，队里的灶房飘出了鱼香味，社员们围在灶台边，等着吃鱼，笑声在院子里飘得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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