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二月十一的清晨，雾色还没完全褪去，就像给红星队的校舍蒙了层薄纱。
晾在仓库旁的窗台木条，吸足了桐油的温润，泛着浅褐色的光，被壮劳力们一根根搬到工地，码在墙面下，像列队待命的士兵，整整齐齐。
林薇刚到工地，就见李二哥蹲在地上，手里拿着锯子，正对着一根木条比划。他眯着眼睛，用铅笔在木条上画了道线，又用卷尺量了三遍，嘴里还念念有词：“120厘米，没错，再锯掉这一点，就能正好嵌进窗框里。”
“别凭感觉，量准了再锯。”林薇走过去，接过他手里的卷尺，重新量了一遍窗框的宽度，“窗框内宽是119.5厘米，你画的线是120厘米，差0.5厘米，要是锯长了，嵌不进去还得磨，锯短了又会留缝，下雨渗水。”
李二哥挠了挠头，不好意思地笑了：“俺想着差半厘米不算啥，填点灰浆就行，没想到你这么较真。”
话虽这么说，他还是重新调整了铅笔线，用锯子小心翼翼地锯了下去——锯齿划过木头，发出“沙沙”的声响，木屑落在地上，堆成一小撮，带着松木的清香。
陆衍扛着梯子走过来，把梯子靠在墙面边，用脚踩了踩梯脚，确认稳当了才说：“俺先上去固定窗框，你把锯好的木条递上来，林薇在下面看着，别歪了。”
他说着就爬上梯子，从兜里掏出钉子和锤子，先把窗框的边角敲了敲，确保框架平整，“好了，递木条吧。”
李二哥把锯好的木条递上去，陆衍接过，对准窗框的凹槽，轻轻嵌了进去，又用手晃了晃，确认严丝合缝才停下：“正好，一点缝都没有。”说着就拿起锤子，往木条和窗框的连接处钉钉子——钉子敲得又准又稳，每敲一下，木条就往凹槽里嵌得更紧，没有一点松动。
赵文山背着帆布包走过来，手里拿着个小靠尺，走到墙面下，抬头看着窗台木条，时不时调整靠尺的角度：“左边高了0.2厘米，陆衍，你往左边的钉子再敲紧点，把木条往下压一点，保证水平。”
陆衍依言调整了钉子的力度，赵文山又看了看，点头道：“好了，现在平了。窗台的坡度要做好，往外倾3厘米，下雨的时候，水才能顺着窗台流下去，不会往屋里渗。”
“还是赵老师细心，”林薇笑着说，“这些细节俺们都没注意到，要是没您提醒，说不定窗台装好了，下雨还是会渗水。”
赵文山的耳尖微微发红，摆了摆手：“都是书本上的基础常识，算不上细心。
以前在县城小学，见过施工队装窗台，记着这些要点，没想到现在用上了。”他说着从帆布包里掏出本子，把窗台的尺寸、坡度都记了下来，字迹工整，还特意画了个小图，标注着“窗台外倾3厘米”。
这边忙着装窗台，王翠花已经带着妇女们，开始抹西侧剩下的墙面了。她手里拿着抹子，先蘸了点灰浆，在墙面上薄薄地抹了一层，像给墙面铺了层薄纱，又用抹子的边缘轻轻刮了刮，把凸起的地方刮平，动作熟练得很。
“你们看，抹灰要分两层，”王翠花跟身边的妇女们示范，“第一层薄一点，把墙面的坑洼填平，等干得差不多了，再抹第二层，厚一点，保证墙面平整。要是一次性抹太厚，灰浆干了会裂，到时候还得返工。”
有个年轻妇女学着她的样子抹灰，结果抹子没拿稳，灰浆掉了一点在地上，有些着急：“王婶，俺咋总抹不平，要么厚要么薄。”
“别急，慢慢来，”王翠花耐心地教她，“握抹子的手要稳，胳膊别晃，从下往上抹，力度均匀，就像咱平时擀面条，力度不一样，面条就厚薄不均。”说着还手把手地教她调整握抹子的姿势，没一会儿，那妇女就抹得有模有样了。
中午歇工时，王翠花端来了热腾腾的玉米糊糊和蒸土豆，还有一小碟咸菜——是她早上特意腌的萝卜条，脆生生的。大伙蹲在工地旁，围着饭篮吃得香甜，李二哥捧着碗，呼噜噜喝了两大口糊糊，又咬了一大口土豆，含糊地说：“王婶，你这土豆蒸得真面，比城里卖的红薯还好吃！”
“面就多吃点，”王翠花笑着给他又递了个土豆，“下午还要装剩下的窗台，抹墙面，费力气，得多吃点垫垫肚子。”
陆衍从自己的碗里夹了块最大的土豆，放进林薇的碗里：“你早上忙着量尺寸，没吃多少，多吃点。”又从兜里掏出个用油纸包着的东西，递给她，“俺娘早上煮的红枣，给你留的，补补气血，别总盯着工地，累坏了身子。”
林薇接过油纸包，打开一看，里面是几颗饱满的红枣，还带着点温度。
她抬头看了陆衍一眼，他正低头喝糊糊，耳朵却微微泛红，心里暖暖的，拿起一颗红枣，轻轻咬了一口，甜意从舌尖漫到心里。
赵文山坐在不远处，看着两人的样子，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
他掏出本子，把上午的施工进度记下来：“二月十一，西侧窗台安装完成3个，剩余2个，西侧墙面抹灰完成第一层，灰浆用量剩余三分之一，明日可完成西侧墙面抹灰及窗台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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