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春天那个下午，杭州四季青边上的小仓库里，那股子樟脑丸味儿，窜鼻子。
外面市场吵得像开了锅的粥，铁门一关，世界就剩下我和那一架子一架子的冬装。好家伙，堆得跟小山似的！全是没卖出去的夹克、卫衣。吊扇在脑袋顶上“吱扭吱扭”地转，吹得灰直打旋儿，可我心里头跟塞了冰块似的，拔凉拔凉。
“汪老板？汪老板！”玻璃柜台被敲得邦邦响，第三回了。我猛地回过神，一张中年妇女的脸快贴玻璃上了，眼神里透着“这人怕不是傻子吧”的疑惑。她指指那摞浅紫色的毛衣：“说好的价，三十件，我包圆了。” 我机械地翻账本，开收据，圆珠笔那破水儿，断断续续，跟我那会儿的心情一样堵得慌。那大姐“唰唰”点票子的声儿，听着特别刺耳。就在这当口，柜台底下那部诺基亚，嗡地一震！蓝幽幽的屏幕上，“小姨”俩字儿，跳得跟鬼火似的。
“汪老板？”那递钱的手悬在半空。我才发现，自己攥着手机的手，指甲都掐进塑料壳里了，白印子一道道的。好容易把这祖宗送走，仓库里死寂一片。
“喂…小汪啊…”小姨的声音传过来，像拿砂纸在嗓子里磨过，颤颤巍巍的，背景音还有玻璃杯“叮当”乱碰的脆响。
我的心“咯噔”一下，嗓子眼发干，挤出来一句：“那仓库…抵押的事儿…是真的？” 墙上的货单影子被吊灯晃得乱颤，跟蜘蛛网似的。
听筒那边沉默了好长一会儿，就听见“咔嗒”一声打火机响。“你宋哥…都跟你说了？”她说话黏黏糊糊的，像含着块儿糖，“那些追债的…咳咳…逼得紧啊…”
“可我！我刚续了半年的租啊！”手心里的汗滑得连电话都快拿不住了，“上个月您还说要在仓库后墙上给我开个后门呢…” 话没说完，我自个儿先噎住了。那会儿小姨，大热天裹件羽绒服，墨镜捂得严严实实，说是得了红眼病…现在想想，浑身上下透着不对劲！
“小姨…对不住你…”她突然咳得惊天动地，痰音混着喘气儿，我好像还听见“咕咚咕咚”灌东西的声音。接着“咚”一声闷响，像玻璃杯砸桌上了，然后是布料摩擦的窸窣，人出溜到地上的动静？
“您在哪？我马上过去！”我一嗓子喊出来，攥着电话线的手都捏白了。仓库角落里放纸箱的地方，“哗啦”响了一下。
“别来！！”她声音陡然拔高，尖得我耳朵疼，“那些戴大金链子的…咳咳…成天就在楼下转悠…” 话音未落，听筒那边“咣当”一声巨响！紧跟着，电话断了。死一样的忙音。
天彻底黑透了。墙边那堆没拆封的春装，塑料膜上凝着一层密密的水珠，活像一群汗流浃背的病人。我拖着腿走到门口。
卷闸门“哗啦啦”往下一拉，站在那块儿“四季青服装批发”的褪色招牌底下，看着最后一点儿天光被铁门吞没。马路对过的夜市摊子，花花绿绿的灯开始亮了，烤鱿鱼的焦香混着三轮摩托的汽油味儿飘过来，可盖不住我手上那股子新衣服味儿——那可是我刚拆包的五十箱新衬衫！现在，它们躺在即将不是我的仓库里，陪着这个潮乎乎的春夜。
暮色像水一样漫进铁门缝，汪佳提着个铝饭盒，踢踢踏踏地进来了。我大概还保持着握电话的姿势，跟尊泥菩萨似的。墙上货单的阴影，跟天花板角上那片不知啥时候洇出来的水渍连成了片。
“汪哥哥？”她染着凤仙花颜色的指甲在我眼前晃，一股子廉价香水味混着樟脑丸冲过来。我眨巴眨巴干涩的眼，看见她鬓角汗津津的碎发粘在那件玫红毛衣领子上——那还是去年我跑广州十三行给她买的呢。
吃饭勺刮着饭盒底儿，动静特别难听。汪佳拿筷子尾巴捅了捅我手背：“后街王姐打听那批侠客行卫衣，问能不能再让五个点？她全部要。”她嘴角沾着一粒饭米粒儿，在昏暗中一明一暗。
我盯着货架后面那片黑：“要是…这仓库，突然没了呢？”
“啪！”筷子拍在玻璃柜台上了。汪佳“噌”地站起来，腰上挂的一串钥匙叮当乱响：“你发烧啦？咱不是刚给小姨…”话没说完，她眼珠子扫到了柜台底下那张被我揉搓皱了的抵押合同复印件，脸“唰”就白了。
外面夜市开始吆喝卖烤红薯了。汪佳走前在我脸上胡噜了一把，让我别瞎琢磨。我没开灯，从货架最底层摸出半瓶二锅头，坐在仓库门槛上，就着凉风往下灌。远处四季青那块霓虹招牌，在酒气里晃荡着，红一块绿一块的，眼熟得很——像极了去年除夕夜，小姨耳朵上晃荡的那对碎钻耳钉。
“啪嚓！”酒瓶子摔碎在地上的脆响，一个路过的卷发女人，踩着恨天高跳脚躲开，猩红的嘴唇甩出句“傻B”，一股子香水味飘过来。我瞅着玻璃渣子里晃晃悠悠的月亮影儿，猛地想起三个月前那个早上——小姨裹着件不合时宜的厚大衣站在这里，袖口隐约露出青紫的针眼，笑着跟我说要在后墙开个物流通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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