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18日傍晚，北京通州区石槽村的晚风裹着玉米叶的腥气掠过田野。几位村民结伴路过村西头的玉米地时，目光被田间小路上的异常景象牢牢锁住。一辆黑色轿车斜斜停在土路边，两侧车门敞开着，像是被人仓促丢弃在那里。当他们走近查看，车头前方的泥土上，一个男人蜷缩着身子，满头鲜血浸透了头发，染红了身下的杂草。没人能想到，这片长势旺盛的玉米地，不仅掩盖了满地血迹，更藏着一桩横跨三年的命案，以及两个少年情侣在绝境中失控的人生。
2012年的北京通州，还未褪去城郊的烟火气，距离成为如今繁华的城市副中心尚有数年光阴。石槽村彼时依旧保留着农耕村落的模样，低矮的民房错落分布，田间小路蜿蜒穿梭在玉米地与菜地之间，傍晚时分的村庄格外安静，只有几声犬吠和村民归家的脚步声打破沉寂。而在几公里外的东关大桥附近，却是另一番热闹景象——这里是黑车司机的聚集地，每天都有十几二十辆无正规运营手续的轿车在此趴活，成为当时城市交通缝隙中隐秘的存在。
王庭生就是这群黑车司机中的一员，朋友们都习惯用他车牌的尾号“922”称呼他，很少有人知晓他的全名。他年近五十，脸庞被日晒雨淋刻上深深的纹路，眼神里满是生活的疲惫与沉稳。作为家里的顶梁柱，王庭生的作息像上了发条的时钟，精准而刻板。每天清晨八点半，他准时拿起车钥匙出门，中午十一点半准时回家吃妻子杨兰芝做的午饭，短暂休息后，下午一点再次出门，直到傍晚六点半归家。若是活儿多，他便晚些回来，匆匆吃完晚饭，七点半又会出门跑夜活，直到深夜十一点半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
8月18日这一天，和往常没有任何不同。下午一点，杨兰芝正在家里打扫卫生，擦着窗台的灰尘，看着丈夫拿起车钥匙走向门口。“路上小心点，晚了就别跑夜活了。”杨兰芝习惯性地叮嘱了一句。王庭生回头应了声“知道了”，便推开家门，发动黑色轿车汇入车流，朝着东关大桥的方向驶去。他不知道，这一去，便再也没能回到这个充满烟火气的家。
下午一点半，王庭生的车准时出现在东关大桥附近的趴活点。这里的黑车司机们大多彼此相熟，没事的时候就聚在路边聊天，分享哪里好拉活，哪里有交警巡查。郭明海和王庭生一起在这里拉活已有半年多，两人算是老相识。在郭明海的印象里，922是个极其随和的人，话不多，性格温和，和其他司机相处得都很融洽，从没见过他和谁红过脸、起过争执。平时没活的时候，他要么靠在车边和大家闲聊，要么就坐在车里玩手机，安静地等待客人。
黑车行业有不成文的潜规则，司机们都心照不宣地遵守着。通常只拉去梨园、果园附近或是去地铁、医院着急办事的客人，对于路途太远的、醉酒的、精神状态异常的客人，大多会婉言拒绝。一来是怕路途遥远耽误时间，二来也是为了自身安全。郭明海后来回忆，8月18号那天他和往常一样在路边闲聊，并没有太留意王庭生是什么时候接了客人离开的，只记得晚上七点自己收工回家时，王庭生的车已经不在趴活点了。
与此同时，王庭生的家里，杨兰芝正忙着准备晚饭。下午五点半，女儿给王庭生打了个电话，语气亲昵地说：“爸，你晚上回来带点面条呗，妈说给咱们下面条吃。”电话那头的王庭生语气爽朗，满口答应：“行，等着爸，我七点左右就回家，给你们买面条。”挂了电话，女儿开心地告诉杨兰芝，爸爸很快就回来了。杨兰芝笑着点了点头，起身去厨房准备配菜，心里盘算着等丈夫回来，就赶紧下面条。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墙上的时钟指向了七点二十分，王庭生依旧没有回家，门口也没有传来轿车熄火的声音。杨兰芝的心渐渐沉了下去，一种莫名的不安涌上心头。她催促女儿：“快，再给你爸打个电话，问问他到哪儿了，面条都快坨了。”女儿拿起手机拨通了父亲的电话，听筒里却只传来冰冷的“您所拨打的电话无人接听”。
杨兰芝接过手机，又反复拨打了几次，依旧无人接听。她不死心，又用家里的座机打了过去，结果还是一样。就在她坐立不安、胡思乱想的时候，家里的座机突然响了起来。刺耳的铃声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突兀，杨兰芝慌忙抓起听筒，电话那头却不是王庭生熟悉的声音，而是一名民警沉稳的话语：“请问是王庭生的家属吗？王庭生出事了，麻烦你们尽快到医院来一趟。”
这句话像一道惊雷，瞬间击垮了杨兰芝。她手里的听筒“啪嗒”一声掉在地上，浑身控制不住地发抖，大脑一片空白。女儿见状，连忙捡起听筒，和民警确认了医院地址，随后搀扶着几乎站立不稳的母亲，匆匆出门赶往医院。一路上，杨兰芝嘴里反复念叨着“不可能，他怎么会出事”，泪水模糊了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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