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武三年的元月，是在一种微妙的僵持与各方蓄力中到来的。
辽东的雪原被冻得坚硬如铁，金州卫城如同嵌在这片白色荒漠中的一颗黑色顽石。李九成派出的几支小队，像水银一样悄无声息地渗入了北方更广阔的雪野。他们不敢打“振明”旗号，多扮作逃荒的流民、行脚的货郎，甚至是溃散的汉军旗兵。棉袄里藏着用油纸包好的、字迹粗陋的揭帖，上面用大白话写着武昌王师北伐的捷报、金州“分田免税”的许诺，以及对清廷横征暴敛的控诉。这些揭帖被偷偷塞进荒村破庙的门缝，丢在官道旁歇脚的茶棚，甚至趁夜贴在州县衙门的照壁下。
效果起初并不明显。长期在清廷高压统治下的辽东汉民，早已习惯了沉默与顺从，对任何陌生的宣传都抱有本能的恐惧。但随着时间推移，加上盛京方面为筹备开春战事而加征粮草、强拉民夫的动作越来越粗暴，一些细微的变化开始出现。
复州附近的一个屯堡，一夜间有十余户人家拖家带口消失，只留下空荡荡的屋舍和尚未熄灭的灶灰。盖州城外，一支押送粮草的小队遭到不明身份者的袭击，三名押运的汉军旗兵被杀，粮车被焚，袭击者遁入山林无踪。更北方的海域（今营口一带），有渔夫悄悄传言，曾见陌生的快船在薄雾中贴近海岸，放下小艇，与岸上的人短暂接触后又迅速消失在雾霭深处。
这些零散的消息，通过不同渠道汇集到坐镇盛京的郑亲王济尔哈朗耳中时，已是一个月后。这位以稳健着称的老王眉头紧锁。金州敌军不过数千，据城而守尚可，竟敢如此大胆地四处渗透煽动？这绝非寻常流寇或残明散兵游勇能做出来的事情。他想起范文程信中的提醒：“林逆用兵，不拘常法，尤擅攻心。”莫非，真定大败、金州失陷，已让辽东人心浮动至此？
“加派游骑，严查各交通要道、沿海港湾。凡有形迹可疑、传播谣言者，立斩！各屯堡实行连坐，一户逃亡，全堡连坐！”济尔哈朗下了狠令，但心中那丝不安却挥之不去。辽东太大，兵力太散，防线太长。他可以封锁道路，却封不住人心的缝隙。
与此同时，数千里外的南京城，秦淮河上的薄冰开始消融，空气中有了些许湿润的暖意。但在原南京工部衙署内新设的“市舶司”临时公廨里，气氛却比腊月时更加热烈，也更多了几分锱铢必较的烟火气。
陈子龙坐镇主持，但实际负责具体磋商的，是他特意从武昌请来的沈文渊。这位前江南文人出身的财政能手，此刻正与十几位江南士绅、海商代表，就《开海通商暂行细则》的每一条款，进行着寸土必争的谈判。
“沈大人，这‘船引’年费五百两，是否过高？”一位松江代表指着草案，“一艘双桅海船，建造本已靡费，首航能否获利尚未可知，先缴此巨款，恐商力难支。”
沈文渊拨弄着算盘，不疾不徐：“王公，船引费非仅一纸文书。包含海关勘验、登记造册、给予旗号（合法出海凭证），乃至初期巡海水师一定范围内的护航承诺。且首年参股海关者，船引费可折半，并享有优先发引之权。若觉五百两高昂，可先造单桅小船试水，船引费仅二百两。”
“那这货物税则，‘丝瓷茶糖’十抽二，‘南洋特产’十抽一，为何差别如此之大？”宁波海商追问。
“丝瓷茶糖，乃我华夏独有之利，输往海外，其利百倍。税额定高些，亦是‘寓价于税’，防止劣货冲市，维护我货声誉。而南洋所产香料、苏木、锡蜡等物，输入中土，亦是必需，税稍低，是为鼓励输入，充盈库藏。”沈文渊解释得条理清晰，“且细则写明，若商船自携护卫、开拓新港、运回朝廷指定之稀缺物料（如硫磺、硝石、优质木材），可视情减免税额，乃至给予赏银。”
利益与责任捆绑，风险与机遇并存。这些精明的商人自然听得懂弦外之音。朝廷不仅要收税，更希望他们将海贸与国用需求结合起来。
争论最激烈的，是关于“巡海水师”的组建与出资比例。朝廷坚持主导，但允许商贾参股并派遣账房监督。商人们则希望拥有更多话语权，甚至提出由几家大商号联合组建“商团水师”，朝廷只需给予名义和特许。
“此事关乎海防主权，断无商团自建水师之理。”沈文渊在这个问题上寸步不让，语气转肃，“然朝廷亦知商船需护卫。故特许参股海关之商船，可按吨位配备一定数量之火炮、水手，经水师核准后，可编入临时护航序列，接受水师统一调遣，战后按功行赏。此乃权宜之计，待朝廷水师强盛，自有分晓。”
这是折中方案，既保证了朝廷对武力的控制，又给了商人一定的自卫权和参与感。几番拉锯，各方终于勉强达成初步共识。一份盖有江南布政使司大印和十几家商号花押的《合资兴办市舶海关及护航事宜契约》草案，被小心封存，准备送往武昌做最终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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