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安三人信步而行，穿过几条熙攘的街道，忽见前方有一处院落，气象与周遭店铺民居迥然不同。
院墙并非寻常的黄土或砖石，而是以青砖细细垒砌，墙头覆以青瓦，显得整洁而肃穆。
门前并无华丽装饰，只悬一古朴木匾，上书四个遒劲大字：“襄阳学宫”。
门廊下立着两株苍劲的古柏，枝叶扶疏，投下大片荫凉。
虽非官府衙门，却自有一股令人不敢喧哗的庄重气息。
此刻，学宫大门敞开，门外围了不少身着儒衫的士子以及一些看似好奇的百姓，皆伸颈向内观望，时而低声交谈，时而点头赞叹。
“哦？这地方看起来不一般啊！”
邓安好奇心大起，如同发现了新大陆的探险家，立刻凑上前去，向一位看起来像是本地士子的人打听：“这位兄台，请问此处是……？”
那士子见邓安气度不凡（还是底子好），便客气回道：“此乃襄阳学宫，乃州中大儒与名士讲学、论道之所。
今日恰逢司马德操司马徽、宋仲子宋忠、庞德公、黄承彦几位先生在此聚讲，机会难得，故而来此聆听高论。”
司马徽！宋忠！庞德公！黄承彦！
邓安脑子里“嗡”的一声，如同被一道闪电劈中！好家伙！这可是荆襄地区顶级的文化天团！
虽然他对“襄阳学宫”这个名字没啥印象或许是小范围的高端沙龙性质，但这几位的大名，那可是如雷贯耳！
尤其是司马徽，“水镜先生”的名头，以及他那句“卧龙、凤雏，得一可安天下”，哪个三国迷不知道？
要知道，这家伙在早期的贴吧里，也是妥妥的概念神一位。
他强压下心中的激动，赶紧拉着秦琼和公孙胜挤到人群前列，竖起耳朵仔细聆听。
学宫院内，古柏掩映下，设着几张蒲席。
四位长者席地而坐，衣冠朴素，却气度凛然。
他们并非照本宣科，而是围绕某些议题进行激烈的辩论与阐发。
邓安挤在人群前，起初还抱着学习的心态，很快就发现自己连入门资格都没有。
首先发难的是宋忠，他面容严肃，手持一卷竹简，声音洪亮而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感：
“《春秋·隐公元年》书‘郑伯克段于鄢’，《谷梁传》明言：‘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
此乃诛心之笔，直指郑庄公蓄意纵容其弟共叔段，养成其恶而后杀之，讥其失兄友弟恭之道，阴险狡诈！
而《左氏》却详述段之骄纵、武姜之偏私，似有为郑伯开脱之嫌。
范宁注《谷梁》，亦深以为然。故依《谷梁》之微言大义，此乃人伦之大防，岂可轻忽？”
他引经据典，直接将《春秋》三传中《谷梁传》和《左传》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解读摆上台面，并引用后世注疏大家范宁的观点来佐证自己的立场，强调《春秋》笔法在于道德审判。
话音刚落，司马徽便微微摇头，他神色恬淡，语气却不缓不急：
“仲子兄此言，未免过于拘泥。
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其意在‘拨乱世反之正’。
然时移世易，岂能尽以古义绳之？郑伯身处其时，内有母后偏私，外有强弟觊觎，若不断然处置，恐非郑国宗庙之福。
《左氏》详述其事，正是让人明其不得已之苦衷。
经义之用，在于通权达变，若一味强调‘克’为‘能杀’，则后世君王面对宗室内乱，是否皆要束手，坐待其成？
岂不闻《易》云‘穷则变，变则通’？吾以为，读经当观其大义，明其精神，而非斤斤于一字一词之训诂。”
司马徽不仅反驳了宋忠对字眼的执着，还引入了《易经》的“变通”思想，强调经义要结合现实情况灵活理解，上升到治国理政的层面。
宋忠闻言，眉头紧锁，显然不服：
“德操兄此言差矣！
若经义可随意变通，则标准何在？权威何存？
《尚书·尧典》开篇即言‘钦明文思安安’，马融注曰：‘威仪表备谓之钦，照临四方谓之明，经纬天地谓之文，道德纯备谓之思。’
此乃圣王法度，一字不可易！
今文家谓《泰誓》非古，然其‘抚我则后，虐我则仇’之语，深合民心天理，岂可因版本之疑而废其义？
郑玄康成公，兼采今古，融会贯通，其《毛诗笺》、《三礼注》，考据精详，义理深邃，方是治经正途！
若如兄所言，各逞臆说，则圣人之道，必将淆乱！”
他再次拉出《尚书》的不同版本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之争，引用汉代大儒马融、郑玄的注疏来强调考据和师承的重要性，指责司马徽的观点会导致经义解释的混乱。
司马徽却淡然一笑：
“仲子兄，康成公之学，博大精深，徽亦深佩。
然学问之道，贵在自得于心。
昔孔子删《诗》《书》，定《礼》《乐》，岂是照搬前典？亦是取其精华，契于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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