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九月的第三个星期二，前鼓苑胡同七号院的早晨与往常并无不同。
核桃和粟粟在堂屋里围着阿满的摇床，试图教她认墙上挂着的月份牌。
母亲坐在八仙桌旁，手里缝着一件小衣裳。
刘艺菲正轻声读着一篇散文，声音如涓涓细流，流淌在秋日的晨光里。
何雨柱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摊开一本《营造法式》的影印本。
他的目光落在书页上，心思却飘得很远。
三周前那次简短而神秘的会面，那位被称作“王同志”的中年人平静的话语仍在耳边回响：
“何雨柱同志，组织上认为，你的专业能力应当用在更基础、更长远的工作上。去和故纸堆打交道，为后人守住历史的脉络。”
没有解释，没有叮嘱，只有一份盖着红印的调令。
在这个时间点，与上次隐约被针对的事，串起来了。
文化局这个时候处于风口浪尖，胡公这是给他找了一个避险型的位置，挺好。
“柱子。”母亲抬起头，手里的针线停了一下，“今儿是不是该去新单位报到了？”
何雨柱合上书，点点头：“是，妈。一会儿就走。”
“带上这个。”母亲从针线筐里拿出一个蓝布缝的眼镜套。
“你爸昨儿晚上赶出来的。他说档案库里灰大，眼镜得护着。”
何其正从里间走出来，什么也没说，只是在何雨柱的肩膀上轻轻按了按。
刘艺菲放下书，走到何雨柱身边，替他整了整中山装的领子。
“早点回来。”她只说了一句，眼底的笑意却盛满了未曾说出口的千言万语。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坐落在紫禁城西侧一片不起眼的院落里。
灰墙青瓦，朱门紧闭，门楣上挂着的牌匾已经有些年头了，木纹深深，字迹却依然清晰。
何雨柱在门前驻足片刻。这里与外界仿佛是两个世界——墙外隐约传来嘈杂的人声，墙内却静得能听见秋风穿过老槐树枝叶的沙沙声。
他叩响了门环。
开门的是一位头发花白、戴着厚如瓶底眼镜的老先生。
看见何雨柱，他推了推眼镜，眯起眼睛打量了一番：“何雨柱同志？”
“是我。来报到。”
“进来吧，馆长在等你。”
老先生侧身让开，又补充道，“我姓秦，馆里的编研员。在这儿三十七年了。”
穿过两道月亮门，便来到了档案馆的主院。
院子里青砖铺地，四角各植着一棵海棠，时值初秋，叶子开始泛黄。
正房是座歇山顶建筑，匾额上写着“皇史宬”三个大字——这是明代就有的皇家档案库，如今成了馆里的核心库房。
馆长办公室在东厢房。
秦编研员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声温和的“请进”。
办公室不大，三面墙都是顶天立地的书柜，里面塞满了线装书和档案盒。
一张宽大的红木办公桌后，坐着一位约莫六十岁、面容清癯的老人。
他抬起头，看见何雨柱，便摘下老花镜站起身。
“何雨柱同志，欢迎。”馆长伸出手，“我姓沈，沈钧儒。不是那位民主人士沈钧儒，重名而已，沾光了。”
他说话慢条斯理，带着江浙一带的口音。
两人握手。沈馆长的手干燥而有力，掌心有常年翻阅纸张留下的薄茧。
“坐。”沈馆长指了指桌前的椅子，自己重新坐下，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
“你的情况我了解。北大历史系毕业，在文物会做过特约研究员，对古籍文献鉴定很有心得。正好，我们这儿缺你这样的人。”
何雨柱接过文件，是一份聘书和岗位说明。
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馆长，分管馆藏文献的鉴定、整理与保护工作，行政级别副厅。
“馆里现在一共二十三个人，除了我和两位副馆长，其余都是业务人员。”
沈馆长继续说道，语气平静得像在介绍天气，“我们这儿的工作很单纯——把祖宗留下的文字守住、理清、传下去。明朝的题本、清朝的奏折、宫中的档册、内务府的账本……堆了满满几库房。有些整理过，有些还是原封不动打宫里搬出来时的样子。”
他顿了顿，看向何雨柱：
“你的任务，是带着编研部的同志，制定一套科学、规范的整理标准。不急，慢慢来。这里最不缺的就是时间。”
何雨柱点点头。
他明白“最不缺时间”背后的深意——在这方天地里，外面的风云变幻都与他们无关。
他们只需要面对历史，而非当下。
“我带你去看看库房。”沈馆长起身，从衣帽架上取下一件深蓝色的工作服递给何雨柱，“穿上这个，里头灰大。”
皇史宬的内部比外面看起来更加宏伟。
高大的金丝楠木柜从地面一直延伸到屋顶，足足有三丈高。
柜子分成无数小格，每一格都贴着一张泛黄的标签，用端正的楷书写着档案的名称和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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