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擦着黑儿，北京城像裹在一层青灰色的雾里。
我揣着宣德炉，沿着筒子河一路往西走。脚下是石板路，踩上去咯噔咯噔响，声音在空旷的街上传得老远。河边的柳树叶子早就落光了，枯枝在晨风里地抖，像鬼拍手。
我没敢走正阳门，那儿有日本兵站岗。我绕到东华门，那儿有个小角门，是看门老头儿王瘸子的地盘。王瘸子七十多了，在故宫看了四十年门，日本人来了也没换人——他一个瘸腿老头子，杀他都嫌费子弹。
我敲了三长两短的暗号，门开了一条缝，露出王瘸子那张核桃似的老脸。
三爷？他揉揉眼，您怎么这会儿来了？
找马院长。我把一块大洋塞进他手里，急事儿。
三爷，不是我不让您进，他犯难，这会儿才四点，院长还没起呢。
起了。我说，他每天都四点起，练太极，我知道。
王瘸子瞅瞅我，又瞅瞅我怀里鼓囊囊的包袱，末了叹了口气：得，您是个有本事的。进去吧，别声张。
他侧身让我进去，又探头往外瞅了瞅，确定没人跟着，才关上门。
故宫里黑漆漆的，只有角楼上挂着几盏气死风灯，鬼火似的。我走在东筒子夹道里，两边是高墙，墙上琉璃瓦的影子落在地上，像一排排怪兽的牙。风从夹道里穿过去，发出的声音，像有人在哭。
我熟门熟路，拐进西华门，顺着西一长街往南，到了南薰殿。马衡院长的办公室就在这儿，以前是宫里藏书的地方，现在改成院长室。
屋里亮着灯，昏黄的灯光透过窗纸，映出个伏案的身影。
我敲了敲门。
里头传来苍老的声音。
三爷。
沉默片刻，门开了。马院长站在门口，穿着件旧棉袄，山羊胡在晨风里微微抖动。他打量我一眼，目光落在我怀里的包袱上。
三爷，您...
马院长，我把包袱递过去，物归原主。
他接过包袱，手就开始抖。进了屋，在灯下打开，一见那炉子，眼泪地就下来了。
三爷，他声音哽咽，您这是...救了国宝啊！
别谢我。我摆手，谢一个死了二十年的太监。
他捧着炉子，像捧着个刚出生的孩子，手指轻轻摩挲炉身，嘴里念念有词：栗壳色...蟹壳纹...鱼子纹...错不了，错不了...
他忽然想起什么，从抽屉里拿出个放大镜，对着炉底仔细看。那六字篆书在放大镜下，笔锋转折，力透纸背。
三爷，他抬起头，老泪纵横，您知道这炉子的来历吗？
大概知道。我说，李莲英守着它二十年，最后交给了张来顺。
张来顺？他皱眉，那是李总管的本家侄子？
我点头，可他没保住命。
我把老张的事儿简单说了一遍。马院长听着，眼泪又下来了：又一个...又一条命啊...
他站起身，在屋里踱步，山羊胡一抖一抖的：三爷，这炉子不是普通的宣德炉。它是建文炉，比宣德炉早了三朝。当年朱棣破南京，建文帝失踪，这炉子就是他从宫里带走的唯一遗物。后来传到王承恩手里，王承恩上吊前，交给了江南一个读书人。那读书人隐姓埋名，护了炉子三百年，直到同治年间，才被李总管偶然发现。
所以李莲英拼了命也要保住它？
保住的不是炉子，是口气。他看着我，是咱们中国人，不能断的那口气。
他把炉子放回桌上，深深给我鞠了一躬：三爷，我替国家，谢谢您。
我赶紧扶他：别，我受不起。
您受得起。他直起身，这炉子不是古董，是国运。您保住了它，就是保住了咱中国人的骨气。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收据，上头写着：今收到燕子李三先生捐赠宣德炉一件，货真价实，为国护宝，功德无量。底下盖着故宫博物院的朱红大印。
三爷，他把收据递给我，您收好。这不是钱，是个凭证。日后您有难处，拿它来找我。
我没推辞，把收据揣进怀里。有这东西，我燕子李三这辈子就算洗白了——至少洗白了一半。
马院长，我想起件事儿，这炉子，您打算怎么处置？
藏进库房最深处。他说，对外就说，让日本人抢走了。
我也是这个意思。我说，可还有件事儿得求您。
您说。
小六炸了宪兵司令部，日本人现在满世界搜捕我。我压低声音，可这事儿得有人顶缸，不然他们没完。
顶缸？他一愣，怎么顶？
您就说，这炉子是我从李文忠手里抢的，李文忠是内贼，想卖给日本人。现在李文忠死了，炉子在我手里，我捐给国家了。日本人要追究，让他们找死人要炉子。
马院长琢磨了琢磨，一拍桌子：高！这叫死无对证！
他当即提笔，写了份声明，大体意思就是我刚才说的。写完了，盖上大印，交给我：您拿着，遇到宪兵，就给他们看这个。
我揣着声明和收据，起身告辞。走到门口，他又叫住我：三爷，以后有什么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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