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被婚配的倭国女人！
《定倭诏》中最具争议、也最触及社会根基与文明底线的“易俗”条款，并未因朝野可能存在的暗流而有所迟滞。
相反，它以惊人的速度、近乎冷酷的高效，在四岛新附之地的每一寸土地上，开始落地生根。
诏令颁布后仅半月，从东瀛府（原江户）到京都，从大坂到博多，再到仙台、鹿儿岛等偏远之地，各州、府、县衙门之侧，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便增设了一个前所未闻的全新机构——“婚配司”。
其匾额以汉字书写，黑底金字，庄严肃杀，门前日夜有兵丁守卫，成为新政权威严与意志的最直接体现。
……
村落惊魂：妇营的黄昏
执行的开端，是无声无息却迅雷不及掩耳的“梳篦”行动。
各州县下属的衙役、保甲长，手持连夜誊抄、墨迹犹新的户籍名册，在配备精良的明军小队或新编“靖安团练”兵丁的“陪同”下，如梳虱子般，开始逐村、逐街、逐户地反复清理。
他们的目标明确而单一：适龄倭女。
凡年满十三岁、尚未婚配，或其丈夫已被征发为前朝兵丁至今未归、或被判定为“死硬抵抗者”已伏诛或服苦役的女子，无论其出身是旧日公卿贵族之家的千金，还是贫苦农家的女儿，皆在登记、强征之列，不容任何抗拒与规避。
哭喊声、哀求声、乃至绝望的咒骂声，在各个村落同时响起。
但所有的抗拒，在甲胄鲜明的兵丁与冰冷的刀枪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曾有旧日武士的遗孀，试图手持亡夫佩刀阻拦，顷刻间被制服押走；
曾有村中父老跪地恳求“至少留一二女眷侍奉香火”，换来的只是吏员面无表情的登记与身后兵丁不耐烦的呵斥。
被点名的女子，只被允许携带最简单的一个包袱，便被推搡着集中到村口，在亲人的嚎哭与泪眼中，踏上通往未知命运的土路。
她们被强行集中到各县城临时改建的“妇营”或征用的寺庙、公廨。
曾经香火缭绕的佛寺大雄宝殿，如今铺满了粗糙的草席，成了数十甚至上百名女子栖身的通铺；
曾经庄严肃穆的县学明伦堂，堆满了作为“改造物资”的粗布衣裙与生活器具，空气中弥漫着陌生、混合着恐惧与绝望的气息。
妇营内的景象，凄惶得如同人间炼狱。
第一道程序，是彻底抹去她们身上所有属于“倭国”的旧日印记。
那些传承数百年的发式——未婚女子的岛田髻，已婚妇人的丸髻，少女的桃割髻——被毫不留情地剪断、拆散。
剪刀“咔嚓”作响，黑发纷纷落地，女子们捂着瞬间变得陌生的头颅，无声垂泪或失声痛哭。
她们被迫换上统一的、粗糙的汉式女装：多为靛蓝色或灰褐色的粗布制成的短襦与长裙，布料硬挺，色泽暗淡，穿在身上空荡而不合体，如同囚服。
腰间系着同样粗糙的布带，脚上是草鞋或干脆赤足。
她们脖子、手腕上那些象征旧日身份或祈愿的首饰、念珠，被一并取下，登记没收。
镜中那陌生的、黯淡的身影，提醒着她们，从里到外，她们已不再是过去的自己。
随后，是地狱般的“教化”与“适应”课程。每日清晨，天未大亮，她们便被尖利的哨声惊醒，在女看守的呵斥下，到院中列队。
她们被迫学习最基础的汉话词汇——用手指着饭食说“饭”，指着水碗说“水”，用点头和摇头分辨“是”与“否”，以及如何行汉家女子最基本的“敛衽礼”：双手交叠于腰侧，微微屈膝，低头，口中含糊地念一句“万福”。
动作稍有差错，便是严厉的责骂或体罚——罚站、罚抄汉字、甚至减餐。
哭泣、沉默、麻木，是绝大多数女子的常态。
也有极少数性子刚烈的，试图自残或绝食以求一死，但看守们对此早有防备。
锋利器物被严格管控，绝食者被强行撬开牙关灌入米汤。
惩罚是迅速的、连带性的——一人犯错，同室之人皆受罚。
这种残酷的“连坐”制度，在最短的时间内，从内部瓦解了可能的团结与抵抗。
女子们被迫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与对同伴的微妙怨怼中，学会沉默，学会服从，学会用那结结巴巴的汉话，说出看守想听到的“是”与“是”。
……
妇营的“改造”只是第一步，其最终目的，是为下一步的强制婚配做准备。
另一方面，那些新近从大明本土迁移而来的汉民男子，尤其是大量单身、或因种种原因妻室未随迁者，在抵达新土伊始，便被告知了一项极具诱惑力的“优待政策”。
县衙门前、新设立的“移民安置处”，张贴着醒目的大字告示，内容简明扼要，字字千钧：
凡愿娶当地（指倭地）女子为妻者，一经婚配，即刻额外拨给土地二十亩，并发安家粮米三石，农具一套。
多娶一房者，土地奖赐叠加，若品德端正、勤于农耕，可优先擢拔为里长、村正，或选入县衙充作小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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