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开饭时间了，今天来来将下自己村子里的小故事。
我们村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树底下，永远是消息最灵通的地方。风里裹着尘土、牲口粪便的腥气，还有人们嘴里嚼出来的闲话碎屑。我是来来，在这片尘土里滚大的孩子，大人们说话时，我的耳朵总像刚下过雨的地里的蚯蚓，格外灵敏。谁家猪下了几个崽儿，谁家媳妇跟婆婆拌了嘴，村东头老李家儿子在城里捎回什么稀罕物件……这些琐碎的声响，都落在我耳朵里，成为我对这方天地最初的认知拼图。
在这些杂七杂八的声响里，关于那个女人的议论，像一颗特别硌人的小石子，总是格外清晰。他们不常叫她的名字，提起来时，嘴角往往撇着，带着一种混合了鄙夷和些许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神气。
“喏，就是村西头老张家那个儿媳妇，” 王婶拍打着裤腿上永远拍不干净的灰土，声音不高不低，正好能让周围一圈纳鞋底、择豆角的女人们都听见，“隔壁县嫁过来的那个。”
“啧啧，”李奶奶瘪着嘴，稀疏的眉毛拧在一起，“那鼻子啊，怕不是比老槐树顶上的喜鹊窝还翘得高！看人那眼神，啧啧，冰碴子似的，能冻死三伏天的蚊子！”
“可不是嘛！”另一个声音立刻接上，带着点愤愤不平，“昨儿个我去她家借个顶针使使，隔着院门喊了好几声，人家在屋里明明亮着灯呢，硬是装听不见！后来还是她婆婆，颤巍巍地给我送出来的。”说话的妇人摇摇头，压低了嗓门，“要我说，老太太也真是遭罪，带大了孙女，落着什么好了？还不是被嫌身上有‘老人味儿’，给赶到她大儿子家那边住去了？就留老太太在那边伺候着。”
这些议论像嗡嗡的苍蝇，围着我转。我见过那个女人。她确实和村里其他婶子、大娘都不一样。她叫林素云。她的衣裳总是那么干净、挺括，颜色也鲜亮，不像别人身上灰扑扑的蓝布褂子洗得发了白。走路时，腰杆挺得笔直，头微微扬着，下巴颏儿抬着，眼睛很少看路边的鸡鸭或者蹲在墙角晒太阳的老汉，仿佛脚下踩的不是尘土飞扬的土路，而是铺着红毯的大道。她的皮肤也比村里女人白净细腻些，嘴唇有时候会抹一点点红，像刚熟的樱桃尖儿上那一点颜色。她身上总带着一股淡淡的、清冷的香气，像是某种花，又像是某种药膏，隔老远就能闻到，和我们这里空气里弥漫的柴火烟气、汗味、泥土味格格不入。
这种格格不入，在她对待食物的态度上表现得最为尖锐刺目。我们这儿靠河，鱼虾是寻常物。夏日的傍晚，家家户户门前的小泥炉上，炖鱼的咸鲜香味混着酱香、辣椒的辛辣，霸道地弥漫开来，勾得人肚子里的馋虫直闹腾。这味道，是我童年记忆里最踏实、最温暖的底色。
然而，这温暖踏实的底色，到了林素云那里，就成了无法忍受的“臭”。
有一次，我娘让我端着一碗刚出锅的、自家晒的虾酱，给张家老太太送去尝尝鲜。那虾酱红亮亮的，咸香扑鼻，是我娘的手艺，远近都有点小名气。我捧着碗，小心翼翼走到张家院门口，正碰上林素云下班回来。她穿着一身浅灰色的列宁装，衬得腰身更细了。她瞥见我手里的粗瓷大碗，眉头立刻厌恶地蹙了起来，像看到了什么极其不洁的东西。她甚至没有走进院子，就站在门槛外头，用她那带着一种奇怪腔调、仿佛从鼻腔深处挤出来的声音说：
“又是这些腌臜东西！一股子腥臭味！熏得人脑仁疼！”她用手在鼻子前面用力扇了扇风，仿佛要驱散那无形的“毒气”，眼神里的嫌弃毫不掩饰，像刀子一样刮过我手里的碗，“快拿走！别弄脏了我家门口的地！”
我的脸腾地一下烧起来，端着碗的手僵在那里，进也不是，退也不是。那碗原本热乎乎的虾酱，此刻仿佛变成了一块烫手的烙铁。她身上那股清冷的香气，此刻闻起来也带着一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她说完，不再看我一眼，像避开一堆垃圾似的，侧身绕过我，径直走进院子，那扇漆成深绿色的院门在我面前“哐当”一声关上了，留下我和那碗“腥臭”的虾酱，在傍晚的微风里尴尬地站着。
那扇门关上的声音，又冷又硬，像一个响亮的耳光甩在我脸上。碗里虾酱红亮亮的颜色，此刻在我眼里变得有些刺目，那股曾经让我馋涎欲滴的咸香，似乎也真的带上了一丝若有若无的、令人难堪的腥气。我捧着碗，像个傻子一样杵在张家紧闭的院门外，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夏末傍晚的风吹过，带着河岸边的湿气和各家各户飘来的饭菜香，可我只感到一阵阵发冷。
就在这时，旁边那扇低矮些的、颜色黯淡的木门“吱呀”一声开了。探出来一张苍老而慈和的脸，是张婆婆。她的头发几乎全白了，在脑后挽成一个很小的髻，用一根黑色的旧发簪别着。脸上皱纹很深，像被风霜反复犁过的土地，但那双眼睛却异常温和，带着一种近乎疲惫的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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