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没亮透就出发了。
吉普车在土路上颠得厉害，车轮碾过冻了一夜又开始松软的路面，溅起泥点子打在车门上，啪嗒啪嗒响。楚风坐在副驾驶，手里拿着那份水利工程规划图，图纸随着车身的摇晃在他膝盖上轻轻抖动。
后座挤着三个人：水利科长老陈，五十多岁，戴着一顶洗得发白的蓝布帽子，正闭目养神，但眼皮时不时跳一下；农业科的小刘，刚毕业两年的技术员，抱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测量仪器，每次颠簸他就紧张地护住包；还有粮食局的老王，胖胖的，额头抵在前座椅背上，已经打起了轻微的呼噜。
开车的司机小赵咬着牙，双手死死握着方向盘，嘴里嘟囔：“这路……比去年还烂。”
“春耕前都这样。”楚风看着窗外。
窗外是华北平原早春的景象。土地已经解冻，露出黑褐色的本来面目。麦田一片连着一片，麦苗刚返青，稀稀拉拉的，在晨风里瑟缩着。有些地里已经有人了，远远的，像一个个移动的黑点，弯腰，直起，再弯腰。
“前面就是李家坡了。”小赵说。
车拐过一个弯，路更窄了，两边是干涸的引水渠，渠底裂开一道道口子，像老人手背上的青筋。
村子就在前面。几十间土坯房，屋顶的茅草被风吹得乱七八糟。村口有棵老槐树，光秃秃的枝桠指向灰蒙蒙的天。树下已经聚了些人，看见车来，纷纷站直了。
楚风让车在村外停下。
他推开车门，脚踩在地上。泥土很软，带着凉意，一下子就陷进去半寸。他跺跺脚，把沾在鞋底的泥甩掉一些。
“楚长官！”
一个穿着旧干部装、满脸皱纹的中年人小跑过来，身后跟着几个村民。他是李家坡的村长，姓李，大家都叫他李老栓。
“李村长。”楚风跟他握手。李老栓的手很糙，手心全是硬茧，握上去像握着一块老树皮。
“可把您盼来了。”李老栓说话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咱们这地……再没水，今年又得绝收啊！”
他身后的村民围了上来。有老人，有壮年，都穿着补丁摞补丁的棉袄，脸被风吹得黑红，眼睛里透着焦虑和一丝期盼。
楚风没急着说话。他走到路边的田埂上，蹲下身。
田里的土，表面一层是松的，用手指一拨就开。但往下挖不到两寸，土就变得干硬，结成块，捏在手里沙沙响，一点黏性都没有。
他捡起一块土坷垃，用力一掰。
咔嚓。
碎了，变成粉末，从指缝里漏下去。
“井呢？”他抬头问。
“井还在打。”李老栓说，“打了三十丈了，还没见水。请来的师傅说，这地方地下水位深，怕是……”
他话没说完，但意思都明白。
楚风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土粉粘在手上，拍不干净。
“走，去看看规划的渠线。”
一行人沿着田埂往村子西头走。李老栓边走边比划：“按图纸，主渠从这儿过来，经过王寡妇家的菜园子，再拐个弯，到老杨头家祖坟边上，然后一路往东，浇咱们村这八百亩地。”
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些：“就是……王寡妇那菜园子，是她男人死前最后打理的，她舍不得。老杨头家祖坟，更不用说了，上次开会就吵翻了天。”
楚风听着，没说话。
到了地方。确实是一片菜园，不大，但打理得整齐，畦垄笔直，虽然现在地里只稀稀拉拉长着几棵过冬的白菜。旁边有间低矮的土房，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正蹲在门口择菜，看见人来，赶紧站起来，手在围裙上擦了擦。
“王大姐。”李老栓上前，“楚长官来看看渠线。”
王寡妇看看楚风，又看看身后那些人，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只是点了点头。她眼睛有点红，不知道是风吹的，还是别的。
再往前走，是一片坟地。十几个土坟包，没有墓碑，只有些石头做记号。坟头长着枯草，在风里摇晃。一个老汉蹲在最大的一座坟前，正用袖子擦拭坟前的一块青石。是老杨头。
他听见脚步声，回头看了一眼，看见楚风，愣了一下，然后继续低头擦石头，动作很慢，很用力。
楚风走到他身边，也蹲下来。
坟前的青石被擦得很干净，上面刻着字，已经模糊了，但还能认出“先考杨公”几个字。
“您父亲？”楚风问。
“嗯。”老杨头闷声说，“光绪三十一年走的。那时候我才七岁。”
“高寿？”
“七十二。”老杨头停下手，看着那块石头，“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儿啊，咱庄稼人，地是根，坟是魂。根扎牢了，魂才安生。”
他说完，又不说话了，只是盯着石头看。
楚风也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他站起来，对李老栓说：“把全村人，能来的都叫到打谷场。现在。”
打谷场在村子中央，一片压实的平地。村民们陆陆续续来了，或蹲或站，黑压压一片，有百十号人。孩子们在人缝里钻来钻去，被大人呵斥几声，又消停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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