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波波省北部。
越野车沿着那条已经跑过两次的土路开进去。
旱季的草原还是枯黄色，猴面包树还是孤零零地立在山丘上。
李晨坐在副驾驶上，冷月坐在后排，刀疤开车。后备箱里放着两袋大李家村晒的红薯干，真空包装外面还裹了一层防潮纸，怕非洲的太阳把红薯干晒裂。
村口，拿平板电脑的年轻女人已经等在那里。
“李先生。大母说你今天会到。上周就说了。”
“上周我自己都不知道今天会到。”
“大母知道。她说你们华国人出发之前会先算日子。她说那个日本人是随机来的，你是算好了来的。进去吧，大母在猴面包树下。只有你和太太可以进，车停在外面。”
刀疤把车停在太阳能板旁边。
李晨和冷月跟着拿平板电脑的女人穿过几道圆顶泥屋围成的院落。
猴面包树下。
大母坐在那把木雕椅子上，满头银发编成细细的辫子垂在肩上。
靛蓝色蜡染长袍换了一件新的，袍边的金色几何纹样比上次田中描述得更繁复。
手腕上缠着那圈氧化发黑的老铜丝，脚边的石臼里捣着半截深褐色的树根。
孙女坐在旁边的树根上，面前摊着一本翻开的书，封面印着三个交叉重叠的圆环。她抬起头看了李晨一眼，又低下头继续翻书，但翻了两页就合上了。
李晨站在枯山水般的红土院落里。头顶的猴面包树遮住了大半阳光，斑驳的树影落在他肩上。
“大母。我收到你的信了。信上说要带红薯干，我带了两袋，是我们村自己晒的，三叔公的旧窖里存了三个冬天的老品种，蒸熟以后手工切片晒的。我女儿念念说，三叔公的红薯干比超市买的好吃，吃完手指不会粘。”
大母接过那两袋红薯干，放在石臼旁边。
撕开其中一袋，拿出一片对着日光看了好一会儿。
红薯干在日光里泛着琥珀色的光泽，边缘晒得微微卷起，闻起来带着烘烤的焦甜味。
她把红薯干掰成两半，递给孙女一半，自己咬了一口。
嚼了嚼，把剩下的半片放在石臼沿上。
“确实不太甜。但嚼劲很足——晒了几个太阳？”
“三个。三叔公说要晒足三个太阳，少一个都不行。太软了咬不动，太硬了又没嚼头。他每年冬天挑连续三个晴天才开窖，天气不好宁愿不晒。念念去年跟他学，晒坏了两筐，他蹲在窖口跟念念说——红薯干跟人一样，不能催，要等。”
大母又咬了一口红薯干。嚼了嚼，点点头。
“念念？”
“我女儿。大的那个，快十岁了。整天缠着三叔公要学食品科学。”
“她是你哪个女人生的？”
“柳媚。已经不在了。她的牌位供在大唐还愿寺里，念念每个月去上香。她知道那是她妈，不哭也不闹，就跪在蒲团上跟她妈说自己最近看了什么书、学会了做什么菜。上次回去过年，她把三叔公的红薯干带了一袋去寺里，放在牌位前面，说妈妈你尝尝，我帮你尝过了，挺好吃。”
大母沉默了好一阵。
把石臼沿上那半片红薯干拿起来吃完了。
孙女端着茶碗的手停了一下，从树根上站起来，给冷月也倒了一杯茶。
冷月接过茶碗道了声谢，在树根上坐下来。
“李先生，你大概已经知道了。我见过田中两次，见过松井的审计报告，见过九条家的担保函，见过冯·艾森伯格家的基因数据。但我没见过你。今天你来了，我不跟你绕弯子。我有三个问题想当面问你。你想回答就回答，不想回答就喝茶。这壶茶是用猴面包树叶煮的，喝不完可以倒掉，但倒了就不能再续。”
“您问。”
“第一个问题。你在南太平洋填海的时候，有没有把你女人的名字从家谱上划掉过？我说的不是法定的妻子，是给你生了孩子的女人。不管她跟你有没有领证，她的名字在不在你的家谱上？”
李晨从怀里掏出一本薄薄的折页册子。封面是手工装订的红纸，边角磨得发白。翻开其中一页，放在大母面前。
“三叔公亲笔写的。李家家谱。冷月，刘艳，琳娜，曹娟——念念的妈妈柳媚也在这页，虽然她不在了。三叔公说，不管领没领证，只要是我李晨的女人，生了李家的孩子，名字都刻在家谱上。不是写在纸上，是刻在祠堂的牌位上。每年祭祖的时候，三叔公拄着拐杖站在祠堂门口，拿着家谱一个一个名字念。念念今年回去拜祠堂，跪在牌位前面跟她妈妈汇报，说自己快十岁了，学会了下象棋，把外公都教会了，然后替妈妈磕了个头。三叔公在门口听着，拐杖敲得青砖地响了三声。”
大母低头看着那页家谱。
手指在“柳媚”两个字上轻轻抚过，那两个字是三叔公用毛笔写的，笔画很轻，但每一笔都在红纸上压出了凹痕。
她把家谱合上，还给李晨，眼神里的锐利淡了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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