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被罢免的第三天，在家睡了整整一天。
第四天，出门买了包烟。第五天，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是瘦高个议员打来的，声音压得很低，像做贼。“王哥，有个机会。福田先生派人来接我们，说是有新计划。去公海，船上谈。安全。”
王建当时正坐在出租屋的沙发上，面前的烟灰缸堆满了烟头，屋子里弥漫着一股焦油味。
窗帘拉着，阳光透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条一条的光斑。
三天没刮胡子，下巴上长出一层青色的胡茬，眼睛下面两团乌青，像被人打了两拳。
“公海？为什么要去公海？”王建的声音沙哑，嗓子干得像砂纸。
“福田先生说，南岛国现在风声紧。电话不能谈，网络不能谈。只有公海安全。船已经安排好了，明天一早出发。去不去？”
王建沉默了几秒。烟在手指间燃着，烟灰掉在裤子上，没察觉。
“去。反正也没什么事了。”
瘦高个说。“好。明天早上六点，老码头。有人接。”
“福田先生。新计划。”王建自言自语，声音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回响。
站起来，走到窗边，拉开窗帘。
阳光刺眼，眯起眼睛。窗外是南岛国的街道，有人在卖椰子，有人在骑自行车，有孩子在追逐打闹。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王建问自己。
没人回答。只有窗外的孩子，笑得很开心。
第二天早上五点，王建醒了。
其实一夜没怎么睡，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乱七八糟的念头。
洗了把脸，刮了胡子，换上一件干净的衬衫。镜子里的自己，憔悴得像老了十岁。
关上门。钥匙放在门垫下面。走了。
老码头在南岛国西边，是个废弃的渔港。水泥墩子上长满了青苔，铁栏杆锈得掉渣。天还没完全亮，海面上灰蒙蒙的，几只海鸥在低空盘旋，叫声像婴儿哭。
瘦高个已经到了，站在码头边上，旁边停着一艘白色的游艇。
游艇不大，但很新，船身上没有编号，也没有名字。
“王哥，来了。”瘦高个迎上来，脸色不太好看。
王建看着他。“你怎么了？脸这么白？”
“没事。晕船。提前吃了药，还是难受。”
王建拍了拍他的肩膀。“忍忍。谈完了就回来。”
两个人上了船。船舱里坐着三个穿黑西装的日本人，身材壮实，脸上没表情。其中一个年长的站起来，鞠了一躬。
“王先生，福田先生让我们来接您。请坐。”
王建坐下来。瘦高个坐在旁边。船舱里开着空调，温度很低，王建打了个寒颤。
游艇发动了。引擎声很低，像一只大猫在打呼噜。
船头劈开海面，浪花翻涌，白花花的，像碎银子。南岛国的海岸线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最后变成一条细线，消失了。
王建看着窗外，海面上什么都没有，只有水，无边无际的水。
“还要多久？”王建问。
“快了。福田先生在等您。”
王建点点头。瘦高个在旁边闭着眼睛，脸色更白了。
船开了大约两个小时，停了。海面上风平浪静，太阳已经升起来了，阳光洒在海面上，金灿灿的，像铺了一层金箔。远处停着一艘更大的船，黑色的船身，甲板上站着几个人。
年长的日本人站起来。“王先生，请换船。”
王建站起来，走出船舱。海风吹在脸上，带着咸腥味。跨过船舷，上了大船。甲板上的几个人看着他，脸上没有表情。
“福田先生呢？”王建问。
年长的日本人没回答。
带着他走进船舱。船舱很大，装修豪华，真皮沙发，水晶吊灯，墙上挂着一幅富士山的油画。
沙发上坐着一个人，不是福田一郎。是一个五十多岁的日本男人，戴着金丝眼镜，穿着深蓝色和服，手里拿着一把折扇。
“王先生，请坐。”日本男人指了指对面的沙发。
王建坐下来。“您是？”
日本男人打开折扇，扇面上画着一朵樱花。“我叫山田。福田先生的朋友。”
“福田先生呢？”
“福田先生很忙。让我来跟您谈。”
王建的心沉了一下。“谈什么？”
“谈您的未来。”
“我的未来？什么意思？”
“王先生，您在南岛国做的事，福田先生很不满意。花了那么多钱，结果被一个卖鱼的女人扇了耳光，还被罢免了。这种事，在日本是要切腹的。”
“那……那不是我一个人的错。是李晨他们在背后操纵。那些渔民，那些卖菜的，都被他们洗脑了。我有什么办法？”
“王先生，福田先生不想听解释。福田先生只想听结果。结果就是，您被罢免了。另外两位也被罢免了。福田先生在南岛国的布局，全毁了。”
“那……那现在怎么办？我可以再做别的。我可以重新选举。只要有钱，我还能选上。”
“重新选举？您以为南岛国的人还会选您？您被一个卖鱼的女人扇了耳光，全网都看见了。您在南岛国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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