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强坐在办公桌后，手指反复摩挲着一本泛黄的牛皮纸笔记本，封面已经磨出了毛边，上面用钢笔写着“民生诉求台账”五个字，字迹被岁月浸得有些模糊。桌上摊着三份厚厚的文件，最上面的是他三次提交给赵立群的整改方案，红色的批注“先保形象，民生暂缓”像三根刺，扎得他眼睛发疼。
门被轻轻推开，带着一身夜露寒气的林晓走了进来。她脱下沾着灰尘的藏蓝外套，露出里面的白衬衫，领口被夜风灌得有些褶皱。“周叔，都准备好了？”她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沉稳的力量，打破了办公室里凝滞的寂静。
周志强抬起头，眼眶泛红，原本就有些佝偻的背显得更弯了。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叠照片，推到林晓面前：“你看，这是我儿子的店。”照片上是一间小小的手工艺品店，门口挂着“老周木雕”的招牌，笑得一脸憨厚的年轻人正给顾客介绍摆件。“去年秋天，赵立群要搞仿古街统一招牌，我儿子的店刚起步，拿不出三万块，求了文旅局局长好几次，人家只说‘这是县委的决定，不换就封店’。”
他的声音有些哽咽，手指划过照片上的招牌，像是在触摸某种遥远的念想：“后来店封了，货压在仓库里，贷款还不上，我儿子带着媳妇去了外地打工，一年多没回来了。”他顿了顿，从文件堆里翻出一张褪色的收据，“这是他交的最后一笔房租，上面的日期，就是赵立群拍板建遮羞墙的那天。”
林晓拿起照片，指尖能感受到相纸的粗糙质感。照片里的年轻人眉眼间和周志强有七分相似，那份对生活的热忱，透过泛黄的纸面扑面而来。她想起前作里那些被“躺官”耽误的百姓，心口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闷得发慌。“周叔，你儿子……知道你要实名举报吗？”
周志强摇了摇头，从口袋里掏出一部老旧的按键手机，屏幕上还贴着一张卡通贴纸。“我没敢告诉他，他怕我得罪人，退休都不得安生。”他按下通话键，屏幕亮起微弱的光，照亮他眼角的皱纹，“但我不能不说。你知道吗，昨天陈秀莲的店被封的时候，她哭着说‘我丈夫卧病在床，孩子还在上学，这店是全家的命’，我听见这话，就像看见我儿子当初求人的样子。”
他突然站起身，走到窗边，望着远处仿古街方向。那里的灯火依旧璀璨，雕梁画栋在夜色中勾勒出虚假的繁华，而一街之隔的老街，此刻一片漆黑，只有几户人家还亮着昏黄的灯，像困在黑暗里的眼睛。“我在文旅局干了三十年，古县的每一条街、每一家店我都熟。以前的县委书记，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老百姓有问题，当场就能拍板解决。可现在呢？”
他猛地转过身，声音陡然提高，带着压抑已久的愤怒：“赵立群的办公室装修花了八百万，拍宣传片花了一千五百万，却舍不得拿出一分钱修老街的管网！王大爷家污水倒灌，床都泡烂了，他说‘等迎检结束’；商户们被强制摊派，快活不下去了，他说‘大局为重’。这叫什么大局？他的大局，就是他的乌纱帽！”
林晓看着他激动得微微颤抖的身影，心里涌起一股暖流。她见过太多明哲保身的基层干部，像周志强这样，明知会得罪顶头上司，甚至可能影响退休待遇，却依然选择站出来的人，太少了。“周叔，我知道这对你来说不容易。”她拿起桌上的实名举报信，信纸已经被周志强的手汗浸得有些发潮，“但你要相信，你的举报不是孤军奋战，这是给古县百姓一个说话的机会。”
周志强的目光落在举报信末尾的签名处，那里已经写好了他的名字，字迹工整而坚定。他深吸一口气，从笔筒里拿出一枚红色的印泥盒，打开盖子，里面的印泥鲜红饱满，像是凝固的热血。“我快退休了，不怕丢工作，也不怕被报复。”他伸出右手，食指在印泥上重重按了一下，然后稳稳地盖在签名下方，一个鲜红的指印，像一枚沉甸甸的承诺，烙印在白纸上，“我就是怕，我要是不说，这些老百姓还得遭罪；我要是不说，我对不起我儿子，对不起我在文旅局干的这三十年。”
林晓看着那枚鲜红的指印，心里忽然生出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她想起前作查办隆安案时，陈谨对她说的话：“反腐不是抓几个贪官就完了，是要让老百姓相信，公道自在人间。”她拿起举报信，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随身的双肩包：“周叔，谢谢你。这封信，我会亲手交给省纪委的同志。赵立群的形式主义，他的利益输送，我们一定会查到底。”
“还有这个。”周志强从文件堆底下抽出一份合同，纸张边缘已经被撕得有些破损，“这是仿古街招牌的采购合同，我偷偷从档案室拿出来的。你看这里，实际成本五百块，却向商户收三万，收款账户是赵立群远房亲戚的公司。”他的手指指着合同上的条款，指尖因为用力而有些发白，“这不是简单的形式主义，这是借着形象工程敛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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