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李世英一向对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无感，有些事情明明是个人的选择，但文化人总喜欢包装一下，将自己开脱出来，把自己摆在受害者的一方，然后开始反思，于是这一切都是政治的错误、都是体制的错误、都是人种的错误，唯独没有他们个人的任何错误。
总而言之，文化人善于将人性普遍的恶，归根于某个民族、某个国家甚至某一特定时期在大历史背景下的政策，但他们在政策、政治环境最热情的时候，享受到的一切，他们从来不提，只是一味地将自己选择的经历描述为苦难。
李世英不紧不慢地说：“叶娟同志，这世上眼红他人的人多了去了，你就记住一句话，有人惹到你了，你就把事情闹大，闹得越大，别人就越不敢欺负你。”
“这件事我和小郭不好出面，我们俩越是出头，都是外乡人，泼在苏青同志身上的脏水就更多，到时候什么恶心的话都被人故意造谣出来了。”
“那个女知青以后如果还继续说这种话，你就闹到酒厂领导那里去，肯定会有人出面管这件事的，总比我们俩威胁那个女知青不让她造谣管用多了。”
叶娟眼睛一亮，她一直苦恼苏青被人背后造谣这件事，但她不会吵架，跟人争辩总也说不过，憋在心里很不舒服。
李世英给她的建议很中肯，她觉得以后再碰到类似事情的话，就这么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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