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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喇昆仑走廊一役的硝烟与血色，随着高原亘古不息的长风，渐渐沉淀为史书上沉重的一页，也凝固成了西域诸国对东方帝国长达数十年的敬畏。陆海与周远亭的名字，如同喜马拉雅山巅的积雪，在阳光照耀下璀璨夺目，成为了大宋西疆不朽的传奇。战后，帝国西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稳固时期。拉达克王国彻底臣服，岁岁来朝，莫卧儿帝国的阴影退回到兴都库什山脉以西，广袤的阿里高原、藏北羌塘，乃至更遥远的西域门户，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纳入了帝国的有效管理范畴。
定西城已然成为名副其实的西疆第一大城，城墙高厚，市井繁华，汉、藏、回鹘乃至西域商人络绎不绝，官学、佛寺、医馆、工坊林立，俨然是文明在雪域高原扎根生长的灯塔。陆海坐镇于此，一方面继续推行“因俗而治”的羁縻政策，将更多部落纳入朝廷册封体系，一方面大力推动“金色之路”（即古格秘道）的贸易，来自中原的丝绸、瓷器、茶叶，与西域的玉石、骏马、葡萄美酒，在这条重新焕发生机的古道上川流不息，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也加深了文化的交融。
而周远亭，在经历了那场惊心动魄的战争洗礼后，心中对这片土地的执着却愈发纯粹。他婉拒了朝廷因军功给予的高官厚禄，只接受了“西疆经略安抚使司首席文史参赞”的虚衔，将全部精力重新投入到他魂牵梦绕的考察事业中。战争的胜利，为他的考察扫清了最大的外部障碍，也让他得以在更广阔、更安宁的天地里，系统性地追寻吐蕃历史文化的脉络。
接下来的两年，是周远亭及其扩编后的“西疆风土人文勘录司”成果井喷的两年。他们的足迹不再局限于阿里，而是遍及乌斯藏（前藏、后藏）、康区，甚至远涉青海湖畔。他们的工作，也从前期的探险发现，转向了更深度的学术梳理与文化重建。
第一年：系统梳理与深度发掘
周远亭将大本营设在拉萨，依托陆海提供的全力支持，建立了完善的文献档案库和标本陈列室。他首先做的，是系统性地整理、翻译、注释之前发现的古格文书、羊皮卷，以及从吐蕃各地寺院、头人处征集来的古籍。他麾下汇聚了数十位精通古藏文、梵文、于阗文乃至粟特文的学者，日夜不停地工作。
成果是惊人的。他们不仅基本破译了那批记载“金色之路”的羊皮卷，绘制出了精确的、包含沿途水草、山口、险滩标记的商道全图，更从那些混杂着神话与史实的古老文书中，梳理出了一条相对清晰的古格王朝兴衰史，以及其与象雄、吐蕃王朝、拉达克、印度波罗王朝错综复杂的关系。周远亭亲自执笔，开始编纂《古格遗考》，详细记录古格的政治制度、军事组织、经济生活、佛教艺术流派，尤其是对其灿烂的佛教壁画、雕塑风格进行了系统的分期和断代研究，明确指出其受到克什米尔、印度、于阗乃至中原汉地的多重影响，是多元文化交流的结晶。
同时，他派出多支分队，对吐蕃全境的着名佛教遗迹进行了科学测绘和记录。从桑耶寺的初创格局，到萨迦寺的宏大经藏，从楚布寺的噶举传承，到热振寺的噶当源流，都被详细绘制成图，记录其建筑特色、供奉主尊、壁画内容、所藏经典。他们还重点考察了被视为吐蕃文明发源地的雅砻河谷，细致记录了那里的早期王陵、祭祀遗址和民间传说，试图从源头探寻吐蕃文化的基因。
第二年：溯源与融汇
在完成了基础性的梳理后，周远亭将考察的重点转向了更具挑战性的领域——文明溯源与历史疑案。
他带领一支精干小队，再次深入阿里，这一次的目标是探寻比古格更古老的象雄文明。他们依据零星史料和民间传说，在冈底斯山脉和羌塘无人区边缘，寻找传说中的“象雄银城”、“穹隆银城”遗址。过程异常艰苦，收获却弥足珍贵。他们发现了几处规模宏大的古城废墟，其建筑风格、出土的带有独特“雍仲”符号的陶器、金属器，以及一些无法识别的古老文字刻符，都强烈指向一个曾经辉煌的早期文明。虽然关于象雄的许多谜团仍未完全解开，但周远亭在《西疆文明源流考》中，首次系统提出了“象雄-古格-吐蕃”文明演进序列的假说，强调了阿里地区在吐蕃文明形成过程中的“摇篮”地位。
另一方面，他高度重视活态文化的记录。他派人长期跟随吐蕃的游牧部落，记录他们的迁徙路线、生产生活方式、部落组织、法律习惯（如“十六清净法”的遗存）以及浩如烟海的史诗传说（如《格萨尔王传》的各地异文）。他也深入农区，记录青稞的种植、水利设施、庄园经济形态。他甚至组织学者，开始系统编撰《蕃汉大辞典》和《吐蕃地理志》，为未来的治理与文化沟通奠定语言学基础。
周远亭还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促成了拉萨“蕃汉书院”的建立。在陆海的大力支持下，书院汇集了来自汉地和吐蕃的学者，不仅讲授儒学经典，也研究吐蕃的佛学、医学、天文历算、工艺技术。他将在各地考察中收集到的珍贵典籍、文物摹本存放在书院，供人研究。这里，成为了汉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中心，也是培养通晓双方语言文化的治理人才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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