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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风卷过海拔三千四百米的昌都河谷，带来刺骨的寒意，却也吹动着帝国军营上空那一片连绵的、象征着秩序与力量的旌旗。拿下昌都，并未让帝国大军急于西进，去叩击拉萨那更为神秘的大门。相反，一道明确的军令自成都传来，也深植于主帅李化龙心中：“全军休整，深固根本，以待后命。” 于是，这座高原古城，迎来了它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一段时期——被一支庞大的、来自东方的军队，如同冬眠的巨兽般，小心翼翼地盘踞下来，进行一场至关重要的“消化”与“适应”。
军营：秩序下的喘息与磨砺
昌都城内外，帝国的营盘连绵十数里，井然有序。
· 休养生息，绝非懈怠： 普通的士兵们，终于得以从长途跋涉和高强度戒备中暂时解脱。他们住进了加固过的营房，或是在背风处搭建起厚实的牛皮帐篷，中间挖出浅坑，埋入炭火，抵御着高原夜晚的酷寒。伙食得到了显着改善，来自后方兵站的粮食、腌肉，加上向本地牧民购买的牦牛肉、酥油和奶渣，让餐食有了难得的热量与油水。随军医官们忙碌不堪，他们不仅要治疗之前在行军和小规模战斗中负伤的士兵，更要应对持续不断的高原病症——肺水肿、脑水肿这些无形的杀手，依旧在悄无声息地侵蚀着部队的战斗力。药棚里终日飘荡着草药苦涩的气息，那是根据《高原防瘴指南》熬制的汤药，每个士兵都必须定时饮用。
· 适应性训练的深化： 休整，不等于刀枪入库。李化龙和格桑深知，未来的战场海拔更高，环境更恶劣。因此，日常的训练转向了更具针对性的“极限适应”。士兵们被分成小队，在军官的带领下，负重攀爬昌都周围那些海拔超过四千米的山脊，进行短促而高强度的拉练。他们在模拟的暴风雪天气下练习搭建营地和辨识方向，在冰冷的河水中练习武装泅渡。每一次训练，都伴随着对身体极限的挑战，也伴随着对高原环境更深刻的认知。那些无法适应者，被无情地淘汰，编入后勤或遣返内地。留下的，则是筋骨愈发强健、眼神愈发沉静的真正高原战士。
· 装备的维护与改良： 工匠营里炉火日夜不熄。损坏的兵甲被修复，更重要的是根据前期作战和驻防经验，对装备进行因地制宜的改良：为弓弩换上更具弹性的新弦，以应对低温和干燥；为“旋风炮”的木质部件增加铁箍，防止开裂；大量打制适合在冻土上挖掘的铁镐和工兵铲；甚至尝试用本地厚实的牦牛皮，制作更保暖耐磨的靴子和护膝。
城池：新旧秩序的碰撞与融合
昌都城本身，成为了一个巨大的熔炉，帝国秩序与本地传统在这里激烈碰撞，又试图寻找共存之道。
· 流官理政的艰难起步： 随军抵达的流官陈廷敬（虚构），一位年富力强、精通刑名的进士，正式开设了“昌都宣慰使司”衙门。他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挑战。堂下，站着惴惴不安的本地蕃民和目光锐利的帝国士兵。案件五花八门：汉兵与蕃民因购买物品的纠纷，蕃民之间关于草场界限的历史遗留问题，甚至还有寺院与世俗头人的利益冲突……他既要依据《大宋刑统》断案，维持帝国法度的威严，又不得不时常请教通译和本地归顺头人，了解那些成百上千年的习惯法与部落规矩。每一个判决，都如履薄冰，既要公正，又需兼顾情与理，稍有不慎，便可能激化矛盾。他案头的文书堆积如山，大部分是关于田亩清查、人口登记的汇报，进展缓慢，阻力重重。
· 市集的喧嚣与算计： 官市和民间集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热闹。帝国的铜钱、丝绸、瓷器，与当地的皮毛、药材、盐巴在进行着频繁的交易。但在这喧嚣之下，是无声的博弈。官市严格控制着茶叶和铁器的流出，每一笔交易都记录在案。一些内地的精明商贾，开始尝试用带来的小镜子、针线等新奇玩意，换取价值更高的麝香、金砂。语言不通，便依靠手势和计算器（算盘）。信任，在一次次公平的交易中缓慢建立，而欺诈，也可能在瞬间摧毁这脆弱的联系。市场管理衙役的巡逻队，时刻警惕着可能出现的强买强卖或冲突。
· 街巷间的观望与渗透： 普通的昌都居民，小心翼翼地观察着这些“新来人”。他们看到军队纪律严明，并未如传说般烧杀抢掠；看到流官升堂审案，似乎也在力求公正；但也看到自家的青年被征调去修筑道路，看到陌生的汉文告示贴满了墙壁。茶馆里，人们低声交谈，交换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消息，猜测着未来的命运。韩震手下的“山民”们，化装成商人、工匠甚至乞丐，混迹于市井之间，收集着各种舆论和情报，监视着任何可能的不轨之举。
帅帐：深远的谋略与耐心的等待
中军大帐内，炭火烧得正旺，驱散着高原的寒气。李化龙与格桑，以及核心将领、幕僚们，并未因休整而清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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