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四年的冬天，范阳的消息像淬了冰的刀子，一下子划破了大唐盛世的锦绣。安禄山反了。那会儿郭子仪正在灵武练兵，五十八岁的人，鬓角早就白了大半，谁也没料到，这个看着该回家抱孙子的老将军，往后二十年，竟要把这碎了一地的江山，一块块捡起来拼回去。
朔方军的老兵都记得，郭子仪接到诏令时，正蹲在火塘边烤红薯。信使跑得气喘吁吁，把文书往他手里塞，他瞅完了，半天没吭声，就往火堆里添了根枯枝。“备马。”就俩字，听不出喜怒。
云中的雪下得密，鹅毛似的飘了三天三夜。叛军守将高秀岩站在城头，望见远处慢慢挪过来的朔方军，忍不住嗤笑：“朝廷是没人了吧，派个糟老头子来送死。”他哪儿能想到，这老头子打仗，压根不按常理出牌——郭子仪把主力摆在城门前敲锣打鼓，暗地里却派轻骑绕到城后，把粮道给断得干干净净。围到第七天，城里开始杀马充饥；到第十天，城门“吱呀”一声开了，叛军将士饿得连刀都提不动。
嘉山那一战，打得才叫险。李光弼带着人从东边赶过来会师，营地里的将领吵翻了天——在哪儿打？怎么打？谁当先锋？郭子仪蹲在地图前，听着众人吵得脸红脖子粗，末了拿树枝在地图上画了道弧线：“就在这儿，等他们来。”有人急了：“将军，这地方背山面水，兵家大忌啊！”郭子仪摇摇头，拍了拍地图上的弧线：“不是地形的事儿，是心气儿的事儿。他们急着南下抢地盘，咱们偏要让他们在这儿，把心气儿磨没。”
那仗从天亮打到天黑，血腥味混着尘土味，呛得人喘不过气。郭子仪就站在中军那面猩红大旗下，旗子往哪边摆，大军就往哪边冲。叛军像疯了的潮水，一波波涌上来，又一波波退下去，最后留下四万多具尸体。战后清理战场，亲兵瞧见老将军的手在抖，不是怕的，是累的——他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
收复长安那一战，史书上就寥寥几笔：斩首六万，贼军大溃。可活下来的士兵，都记得香积寺外的那一个时辰。两军列阵对峙，太阳悬在头顶，风都停了，连旗子都耷拉着，谁也不肯先动手。郭子仪骑着他那匹青骢马，在阵前踱了三个来回，最后勒住缰绳，停在弓箭能射到的地界儿，慢悠悠解下了头盔。
叛军阵里顿时乱了套。他们瞅见这个白发苍苍的老将，独自骑在马上，慢条斯理地整理着铠甲的系带，末了还招手让亲兵递过一个水囊，仰头灌了几口，擦了擦嘴，这才不慌不忙把头盔戴回去。
副将忍不住凑过来低声问：“将军，咱们等啥呢？”
郭子仪抬手指了指旗杆：“等风。”
风果然来了，一刻钟后，从东往西刮，吹得朔方军的旗子“哗啦啦”响。郭子仪这才抬手，重重一挥：“击鼓！”后来有谋士琢磨，他等的哪里是风，是叛军的耐心——等对方心里犯嘀咕、手脚发慌的那一刻，就是破阵的时机。
进长安城那天是个阴天，天灰蒙蒙的。老百姓躲在家里，从门缝里往外偷看。他们瞧见一个胡子花白的老将军，骑着马走在最前头，铠甲上的刀痕一道叠一道，密密麻麻。走到朱雀大街时，郭子仪突然勒住马，抬头看了看两旁紧闭的门窗，声音不算大，却让整条街都听得见：“传令下去，所有士兵，敢入户者，斩！”
第二天，长安城里的酒肆悄悄开了门，有人喝酒时念叨：“郭令公来了，这下日子能过下去了。”
广德元年，吐蕃打进来的时候，长安城几乎成了一座空城。代宗皇帝连夜逃去了陕州，把烂摊子全扔给了郭子仪。他从商州收拢散兵，点了点人数，不到两万，还多半是败兵，武器都凑不齐。
儿子们围着他，急得团团转：“爹，这仗到底打不打？”
郭子仪没说话，带着几个亲兵爬上了骊山，瞅着远处吐蕃大营的炊烟，一站就是一顿饭的工夫。下山的时候，他才开口：“不打，咱们请他们走。”
接下来的半个月，吐蕃人算是遭了罪。白天，四周的山上到处飘着唐军的旗号，远远瞅着黑压压一片；晚上，四面八方都传来鼓角声，吵得他们睡不着觉。吐蕃主帅派探子去查，探子回来报，说满山都是唐军，可到底有多少，压根数不清。其实啊，山上就五千人，今天穿黑衣，明天换红衣，旗子换来换去，晚上点火把的时候，一人举俩，看着就跟千军万马似的。
吐蕃人终于扛不住了，撤军那天正下着小雨。郭子仪站在城墙上，看着他们的队伍慢慢走远。副将问：“将军，为啥不追？”郭子仪摇摇头：“他们还会来的。现在追，他们是困兽，会拼命；放他们走，下次再见面，心里先怯了三分。”
真正显露出郭子仪胆量的，是单骑入回纥大营那一回。仆固怀恩领着吐蕃、回纥三十万大军，兵临城下，黑云压城城欲摧。朝堂上乱成一锅粥，有人喊着要打，有人哭着要跑，吵得不可开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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