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山洞那一晚，我睡得并不踏实。心里像揣着个活蹦乱跳的兔子，一会儿是冉老师信任的眼神，一会儿是同学们变化的目光，一会儿又是村长那张严肃的脸。他们会怎么谈？奶奶他们会认错吗？会把我接回去吗？……接回去？我打了个寒颤，那个家，我还想回去吗？
天刚蒙蒙亮，我就醒了。洞外鸟叫得欢，但我心里七上八下的。今天还会有人对我指指点点吗？冉老师的话，真的管用吗？
我磨磨蹭蹭地收拾好，没心思弄吃的，喝了几口凉水就下了山。一路上，我低着头，恨不得把自己缩成一团。奇怪的是，碰见的几个村里人，看我的眼神虽然还是怪，但没人再当面指戳戳了，有的甚至还会快速地把目光移开，装作没看见。
到了学校，气氛更明显不一样了。同学们看到我，虽然还有些不自然，但没人再大声议论了。小燕燕看到我，立刻跑过来，塞给我一块烤得焦黄的红薯饼，小声说：“萍萍，给你吃！我娘刚烙的，可香了！”
我接过那块还烫手的饼，心里一暖，鼻子又有点酸。“谢谢。”我小声说。
“谢啥！”小燕燕挽住我的胳膊，“冉老师都说了，你不是那样的人！我们都信你！”
虽然我知道“我们”可能不代表所有人，但至少有她信我，这就够了。
一整天，学校里风平浪静。再没人提“贼”字。课间的时候，甚至还有两个以前不太说话的女同学，凑过来问我数学题怎么做。我受宠若惊地给她们讲了，她们还对我说了谢谢。
这种感觉……好像我又变回了一个普通的学生，不再是那个被孤立、被唾弃的“家贼”。
然而，这种平静在放学的时候被打破了。
我刚走出校门，就看见村长和我大伯站在不远处的槐树下，正说着什么。看到我出来，村长朝我招了招手。
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该来的，总要来。
我慢慢走过去，低着头，不敢看大伯那张黑沉的脸。
“萍萍，”村长的声音还算平和，“我昨天跟你奶奶和大伯他们都谈过了。走，先跟我回家去，有些话，得当面说清楚。”
回家？回哪个家？我猛地抬起头，看向村长，又飞快地瞟了一眼大伯。大伯脸色难看，但没说话，只是重重地哼了一声。
看来，是福是祸，都躲不过了。冉老师说得对，事情总得有个了结。
我默默地跟在村长和大伯身后，朝着那个我逃离了好几天、又恨又怕的院子走去。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又像踩在刀尖上。
院门开着。一进去，我就感觉到一股低压。堂屋里，奶奶端坐在正中的太师椅上，板着一张脸，像尊门神。三叔、三婶、四叔、四婶全都到齐了，分坐在两边，一个个脸色不善，眼神像刀子一样刮在我身上。这阵势，不像家庭会议，倒像是三堂会审。
堂屋门“吱呀”一声被村长随手关上了，外面的光被隔断，屋里顿时显得更加压抑。
村长自己拖了张凳子坐下，清了清嗓子，开口了：“成凌家的（指奶奶），学冬（我爹的名字）家的几个兄弟，今天我把萍萍带回来，就是想把前几天那档子事，再掰扯掰扯清楚。”
奶奶立刻尖声叫起来：“有啥好掰扯的？她偷家里东西！人赃并获！村长你也看到了，她自己也承认拿了！这还有啥说的？”她浑浊的老眼狠狠瞪着我，像要把我生吞活剥。
“东西她是拿了，”村长不紧不慢地说，“但这个‘偷’字，恐怕不能这么简单就扣上。我问过了，孩子几天没吃上一顿饱饭，饿得前胸贴后背，拿点米面油，拿口锅，是为了活命。这事搁谁身上，恐怕都得这么干。再说了，学冬两口子在外头打工，难道没往家里寄钱？萍萍吃她爹妈那份，天经地义！”
“你……”奶奶被噎了一下，脸涨得通红，“那鸡呢？我那下蛋最好的芦花鸡呢？那也是她爹妈的？”
“鸡的事，另说。”村长摆摆手，“先说眼前。你们当爷奶、当叔婶的，把孩子逼得离家出走，住到山洞里，这传出去，好听吗？咱们村的脸往哪儿搁？上头现在正抓留守儿童关心工作呢！”
提到“上头”和“脸面”，奶奶和叔叔们都不吱声了，互相交换着眼色。
三叔干咳了一声，挤出个假笑：“村长，话不能这么说。我们也是气坏了。这孩子，脾气犟，不听话，还敢……还敢砍门槛！这哪是一般孩子能干出来的事？我们也是怕她学坏，才管教得严了点。”
“管教？”村长提高了声音，“管教就是不给饭吃？就是冲到学校去当着全校师生的面骂她是贼？唐老三，你也是有娃的人，将心比心，要是你家小孩，以后也被人这么对待，你咋想？”
三叔被问得哑口无言，讪讪地低下了头。
四叔梗着脖子嚷嚷：“那现在咋办？东西她都用了吃了，难道就这么算了？我们家就白吃亏了？”
“吃亏？”我一直低着头，听着他们你一言我一语，把我像件东西一样讨论，心里的火苗又蹭蹭往上冒。我猛地抬起头，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带着一股豁出去的硬气：“四叔，那鸡你少吃了吗？那肉那鱼，端午的时候，你们吃得满嘴流油，想过给我一口汤了吗？我吃的用的，不及你们一顿饭！到底谁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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