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长站了起来，手撑着桌子，用力的压住颤抖的手。
“同志们，听我说……”他声音提起来，压过了台下的嘈杂。
“这是暂时的。新政策刚下来，利改税，企业要跟地方交接，财务上有些手续还没办完。等交接完了，工资一并补发。”
台下安静了一点，有人互相看看，有人坐下，有人还站着。
老师傅没坐，盯着台上，“交接要多久？一个月？两个月？还是半年？”
厂长抹了一把额头，“很快，很快。学校在催，上级也在催。大家再坚持坚持。”
“坚持？”老师傅笑了，那笑容比哭还难看，“我干了三十三年，退休三年，从来没想过，老了老了，还要‘坚持’。”
他慢慢坐下来，腰板还挺着，但肩膀塌了。
台下安静下来，有人坐下，有人低着头，有人看着台上。
没人再喊，没人再起哄，那种安静，比刚才的吵闹更让人难受。
陈之安坐在角落里，看着这一切，心里清楚，这只是开始。
台上厂长已经坐下了，面前那沓稿纸翻都没翻，就那么摊着。
台下几百个人，有的低着头，有的看着窗外，有的盯着自己的手。
黄师傅又点了根烟，几口抽完，捻灭在椅子扶手上，留下一道黑印子。
散会了。
不是厂长宣布的，是工人同胞们自发的，工资都不发，谁还听厂领导念稿子。
那天的会散了以后，印刷厂就更不像个厂了。
早上来上班的人一天比一天少，车间里空荡荡的，机器停着，蒙的布都没人掀。
偶尔来几个人，也是坐一会儿就走了，说在家待着也是待着，不如来厂里坐坐，有人说话，但坐着坐着，也没话可说了。
陈之安每天还按时上班，坐在窗边，看着对面那栋楼。
高校的楼，比印刷厂的高，也比印刷厂的亮堂。
窗户擦得锃亮，阳光照上去，晃得人眼睛疼。
厂长和副厂长一天要往那边跑好几趟，上午一趟，下午一趟，有时候中午还去一趟。
三个人，或者四个人，低着头，匆匆忙忙地穿过操场，进了那栋红砖楼，过个把小时又出来，低着头，匆匆忙忙地回来。
陈之安坐在窗边，看着他们一趟一趟地跑，摇了摇头。
他们没想从市场上找活路。
他们的活路在对面的红砖楼里。
只要上级领导点头，只要学校肯拨钱，只要校领导去找上级强行摊派，厂就能活。
他们是这样想的。陈之安不这样想，但他不说，说了也没用。
就这样过了半个月，月底快到了。
厂长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早上来的时候脸是灰的，跑完一趟回来是白的，再跑一趟回来是青的。
副厂长不跟着跑了，坐在办公室里抽烟，一根接一根，窗户开着，烟雾还是散不出去。
工会主席开始挨个车间找人谈话，问家里有什么困难，问需不需要厂里帮忙。
没人理他。
工人说，你让厂里把工资发了，就是最大的帮忙。
工会主席张了张嘴，走了。
月底前两天，高校那边终于来人了。
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厂门口，下来几个人，穿着深色中山装，皮鞋擦得锃亮。
厂长迎上去，腰弯着，手伸出去，握了又握。
一行人进了车间，从头走到尾，从排版车间走到印刷车间，从印刷车间走到装订车间。
机器停着，蒙着布，地上有灰，窗玻璃上有灰，连墙角的蜘蛛网都挂着灰。
高校负责人走得很慢，看得很仔细，每个车间都进去了，每台机器都看了。
看完，没说话，进了办公楼。
厂长跟在后面，手不知道往哪儿放，门关上了。
一连开了好几天会。办公楼那间会议室，从早到晚亮着灯。
有人进进出出，有人端着茶杯进去，有人夹着文件出来。
厂长不出来，副厂长也不出来，高校的人也不出来。
工人们远远看着，不知道在商量什么。
有人说是在讨论拨款，有人说是在研究政策，有人说是在想办法。
说什么的都有，但谁也不知道里头到底在干什么。
陈之安还是坐在窗边，看着对面那栋红砖楼，阳光从东边移到西边，照在玻璃上，又移走了。
月底那天，工资发了。上个月的，这个月的，一起发。
会计室门口排起了长队，老吴坐在里头，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一张一张地数，一笔一笔的记。
工人们领了钱，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揣进里层口袋，拍了拍，走了。
陈之安最后一个领，会计把钱递给他，他接过来，没数，揣进兜里。
“小孩，”会计叫住他，“你知道厂里要设个业务组吗？”
陈之安停了一下，“不知道。”
会计看了他一眼，低下头继续拨算盘，“快了。”
五月初，一张纸送到了陈之安手里。人事任命通知，红头文件，盖着公章，上面写着——经研究决定，任命陈之安同志为业务组组长，负责对外联络、承揽印刷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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