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月13日，上午，柏林，威廉大街及周边街区。
柏林的天空阴沉，压抑，仿佛随时会降下冰冷的雨。
但这沉闷的天气，丝毫无法浇灭街头汹涌的人潮和震耳欲聋的声浪。与巴黎、布鲁塞尔、基辅街头那充满仇恨与硝烟的战争喧嚣不同，这里回荡的是愤怒、失望、以及对不公与倒退的呐喊。
人群如同黑色的潮水，从工人聚居的威丁区、新克尔恩区，从遍布工厂的施潘道，从学生聚集的夏洛滕堡，汇聚而来。他们大多是普通工人，穿着沾满油污的工装或洗得发白的旧外套，脸上刻着长期劳作和近来愈加沉重的生活压力留下的痕迹。男人、女人，甚至还有一些面容稚嫩的学生和神情坚毅的老人。
除了少数人手里攥着木牌或铁棍外，大部分人都没有携带武器，但他们的数量，他们眼中燃烧的怒火，以及他们喉咙里迸发出的整齐口号，本身就是最强大的武器。
“反对施莱歇尔政府！”
“恢复民主！恢复选举！”
“八小时工作制！反对剥削！”
“降低税收！保障工人生活！”
口号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冲击着威廉大街上那些象征着权力与威严的政府建筑外墙。警察和匆匆调来的冲锋队（SA）成员，手持警棍和盾牌，组成一道稀疏而紧张的防线，试图阻止人群靠近总理府和议会大厦，但他们的人数在无边无际的人潮面前显得如此微不足道。
石块和碎玻璃偶尔从人群中飞出，砸在警察的盾牌上或建筑的窗户上，发出刺耳的碎裂声。
抗议的导火索清晰而具体：施莱歇尔 上台后，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战争和疯狂扩军，以“国家紧急状态”、“战时需要”为名，迅速签署了一系列法令。
韦尔斯时代通过社民党与工人阶级艰难斗争取得的社会福利成果被粗暴取消：八小时工作制被延长至十小时甚至更长，加班费被变相剥夺；各种名目的战争税、特别捐强加在工人和普通市民头上；刚刚获得有限自主权的产业工会被勒令“暂停活动”，接受“国家指导”；容克贵族和垄断资本家重新掌握了工厂的绝对控制权，可以随意解雇、罚款、延长工时。
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幽灵，伴随着战争的阴云，再次笼罩了德意志的工厂和车间。
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剥夺，更是政治上的背叛。施莱歇尔通过“皇帝诏令”和议会政变上台，绕过了正常的民主程序，本身就合法性存疑。
如今，他又用战时法令剥夺了工人阶级最后一点政治和经济权利。汉堡、慕尼黑、柯尼斯堡等工业城市在11、12日爆发的游行和罢工只是序曲，现在，怒火终于在首都柏林彻底爆发。
“看看他们！” 人群中，一个头发花白的老钳工，指着远处戒备森严的总理府，嘶声喊道，“他们把我们的儿子、丈夫送去东边和西边送死，却把我们最后一点面包和休息也夺走！工厂成了军营，我们成了奴隶！这不是我们的战争！施莱歇尔和他的容克老爷们，还有那些发战争财的资本家，才是吸血鬼！”
“释放亚历珊德琳皇女！”
“无忧宫的小皇女，我们需要您！”
就在这时，另一波更加清晰、带着某种情感寄托的口号响起，尤其在许多女性示威者中引起强烈共鸣。她们的声音甚至压过了对经济和政治的控诉。
亚历珊德琳·冯·霍亨索伦。这个名字在1937年的柏林工人，尤其是女工中，有着特殊的分量。
那一年，22岁的皇女，在社民党一些开明人士的影响和自己对底层民众的朴素同情驱使下，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她偷偷溜出无忧宫，匿名混入了一场主要由女工发起的、要求同工同酬、改善工作环境、保障孕产权益的游行队伍。
当游行队伍与警察发生冲突，警察的棍棒和高压水龙头即将落在手无寸铁的女工身上时，是亚历珊德琳站了出来，亮明了自己的身份，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了女工和警察之间。她大声斥责警察的暴行，呼吁理性对话。那一幕——“皇女保护女工”——通过目击者和地下小报的描述，深深印在了许多柏林工人的脑海里。
那次事件最终由韦尔斯和社民党出面斡旋，部分满足了女工诉求，也让亚历珊德琳在工人，特别是女工中，赢得了“我们的皇女”、“无忧宫的良心”这样的昵称和真挚的好感。
如今，韦尔斯倒台，社民党失势，工人阶级的权利被肆意践踏。而那个曾经为他们挺身而出的年轻皇女，却被软禁在无忧宫，音讯全无。
在绝望和怀旧的交织中，“释放亚历珊德琳”的口号，不仅仅是对一个人的同情，更成了一种象征——对那个可能还存在一丝温情与公正的旧时光的追忆，以及对当下冰冷残酷现实的最有力控诉。
她在民众心中，成了与冷酷的施莱歇尔政权、与重新抬头的军国主义容克势力相对立的、一个微弱却真实的人性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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