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疆局势,急转直下。
在热河-察哈尔东线,毅军前敌司令米振标,刚刚因收复王子庙而受到嘉奖,正欲扩大战果,率军进至坝外乌布力河地带,寻求与巴布扎布的东路军主力决战。
然而,他遭遇的是得到增强、且战意高昂的敌军。战斗异常激烈,毅军虽勇,但在机动性和兵力上渐处下风,战事陷入胶着,米振标速战速决的意图落空。
真正的灾难,发生在西线。
大王庙,这个四月间曾让新练骑兵一团全军覆没的伤心之地,如今由在之前防御战中表现尚可的于有富第二旅一部驻防。或许是因为之前的胜利产生了轻敌思想,或许是因为部队久驻生懈,更可能是外蒙军此次的突袭太过迅猛诡诈。
七月下旬一个雾气弥漫的清晨,外蒙东路军一支精锐骑兵,如同鬼魅般穿透了前沿警戒,直接扑向大王庙守军主阵地。驻防的步队猝不及防,仓促迎战。外蒙骑兵并不正面强攻,而是以娴熟的马技和精准的射击,不断袭扰、切割守军阵型。缺乏有效反骑兵手段和坚定指挥的步队,在承受了最初一波伤亡后,恐慌迅速蔓延。
“顶住!不许退!”军官的怒吼被淹没在混乱的喊叫和枪声中。
不知是谁先喊了一声“败了!”,或是第一个丢下枪转身逃跑的人引发了连锁反应,原本尚可一战的阵线,竟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可耻的崩溃。士兵们丢盔弃甲,互相践踏,不顾一切地向后逃窜。步队的溃散,如同堤坝的决口,瞬间牵动了守军的防御体系。
于有富得报大惊,亲率卫队前往弹压,试图稳住阵脚,但败势已成,难以挽回。在混乱中,旅指挥所也遭到袭击,于有富本人险遭不测。最终,他只能眼睁睁看着部队彻底溃散,在亲兵拼死护卫下,带着残部狼狈后撤。
此役,于有富旅伤亡四百余人,更重要的是,丢失了步枪四百余支、火炮一门、宝贵的机关枪两挺,以及十余万发子弹。这些装备弹药,连同大王庙这个战略要点,一并资敌。残部一路退到多伦,方才惊魂稍定,但已士气全无,短期内难堪再战。
大王庙的溃败如同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外蒙军西路军(主要由陶克陶胡等部组成)趁势大举南下,兵分三路:一路侵入达尔罕贝勒旗,向南威胁包头北面的梅力更、昆都仑河地区;一路直扑武川县,意图侵犯归化、绥远二城,震动绥远将军驻节之地;还有一路进行广泛袭扰,牵制守军。
而在最关键的中路,那位被何宗莲轻视、却让北洋军吃尽苦头的“野路子”元帅达木丁苏隆,亲自指挥中路军主力,向刚刚被孟效曾旅收复不久的滂江、苏尼特右旗等地,发起了猛烈的反扑。
孟效曾旅在之前的攻势中虽然取胜,但长途奔袭,后勤补给线本就拉得很长。此刻骤遇外蒙主力有预谋的反击,前线压力巨大。
更要命的是,活跃在草原深处的蒙军骑兵分队,再次发挥了他们“断粮道”的致命本事。一支运送弹药粮秣的大型辎重队,在距离滂江不到百里的地方遭遇伏击,护卫部队苦战不支,大量物资被劫掠焚毁。
消息传到前线,孟效曾的心顿时凉了半截。弹药将尽,粮草不继,士兵饥疲,面对敌军主力凶狠的反扑,这仗还怎么打?
正如江荣廷之前所预料的那般——深入草原,若无稳固后方和可靠后勤,极易被机动灵活的蒙军掐断命脉。孟效曾此时便尝到了这苦果。苦撑数日,在伤亡不断增加、弹药眼见告罄的情况下,他不得不痛苦地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放弃浴血收复的滂江,放弃苏尼特右旗的阵地,部队在蒙军骑兵的追击骚扰下,艰难地向南收缩。来时意气风发,退时仓皇沮丧。
达木丁苏隆岂会放过如此良机。他挥军猛追,一路向南碾压。八月初,兵锋所向,察哈尔境内重要的蒙古正蓝旗宣告失守。此地距离多伦诺尔已不甚远,且打开了从锡林郭勒草原南部直趋察哈尔腹地、威胁张家口侧翼的通道。
北疆局势,在南方“二次革命”炮火的“伴奏”下,急剧恶化。外蒙军四路并进,气势如虹,而民国守军则东线僵持、西线溃败、中路后撤,处处被动。长城以北,烽烟愈炽,大片土地沦于敌手,沉重的阴云,笼罩在京师北门的上空。
袁世凯坐在北京中南海的办公室里,同时看着南方要求增兵催饷和北疆告急求援的电报,眉头拧成了一个死结。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腹背受敌的巨大压力。南方的革命党要推翻他,北方的蒙古叛军要撕裂国土,而国库里的银子,却像水一样流走,怎么也填不满这两个无底洞。
时代的惊雷,在华夏南北同时炸响,将这个新生的民国,推向了更加深不可测的惊涛骇浪之中。
八月的草原,本该是牧草最为丰美、牛羊最为肥壮的时节。然而此刻,这片名为“灰苏音”的草甸上,弥漫的却不是牲畜的腥臊与牧歌的悠扬,而是浓得化不开的血腥、硝烟,以及死亡降临前最后的疯狂喧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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