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王荣率部赶到一片狼藉的现场外围时,那八百多外蒙骑兵正抢得盆满钵满,准备带着战利品撤离。
看到只有三百余骑追来,带队蒙匪头目狞笑一声,分出四百多骑,调转马头,挥舞着杂乱的武器,嚎叫着迎头冲来,意图以优势兵力碾碎这支“不知死活”的小股官兵。
“散开!给老子瞄准了打!”王荣嘶吼着,声音在狂奔的马上被风吹得有些破碎。
一营骑兵迅速娴熟地展开,士兵们在颠簸的马背上据枪,沉稳瞄准。德国毛瑟步枪射程远、精度高的优势,在此刻展现得淋漓尽致。
“砰!砰砰砰!”
清脆连贯的枪声骤然爆响,与蒙匪那边稀疏杂乱的枪声形成鲜明对比。冲在最前面的蒙匪如同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墙,瞬间人仰马翻数十骑,冲锋势头猛然一滞。
蒙匪头目吃了一惊,没料到对方火力如此凶猛精准。他狂吼着,指挥骑兵试图发挥人数优势,从两翼包抄,拉近距离进行最擅长的马刀肉搏。
“机枪!机枪!给老子架起来,封住两边!”王荣临阵应变极快。部队迅速变换队形,几挺轻机枪被抬下马,迅速架设,喷吐出交叉的火舌,死死扼住了蒙匪试图迂回的道路。
毛瑟步枪持续精准射击,不断将试图靠近的蒙匪点落下马。蒙匪惯用的骑射冲锋战术,在严密的现代火力网面前,显得笨拙而低效。他们几次凶悍的冲击,都被打得七零八落,留下更多人马尸体。
人数占绝对优势的蒙匪,竟被兵力处于劣势的王荣营,凭借优势火力和严明战术,硬生生压制住了!战斗持续了约半个时辰,蒙匪死伤已过百,却始终无法突破火网,更别提近身。反观王荣营,伤亡不过二十余人。
眼看着抢来的财物成了累赘,部队士气受挫,而远处烟尘渐起,似乎有更多的官兵正在赶来,蒙匪头目终于胆寒,不甘地呼啸一声,丢弃了部分抢来的笨重财物,朝着来路仓皇逃窜。
王荣见状,也不令部队穷追,勒住马匹,命令收拢队伍,清点战场,救助伤员。
这一场遭遇战,王荣的第一营以寡敌众,毙伤敌一百一十余人,自身伤亡轻微,成功击退悍匪,保住了后续村庄,也狠狠挫动了东路军偏师的骄狂气焰。
消息传回洮南,张福山先是后怕,随即大喜,一边为王荣请功,一边严令各部加强警戒。战报很快也摆到了吉林江荣廷的案头。
江荣廷看着战报上“我骑兵团第一营王荣部,于科尔沁遭遇敌骑八百余,激战退敌,毙伤百余,我伤亡二十余人”的字样,脸上多日来的阴郁稍稍化开些许。他轻轻叩着桌面,对身边的刘绍辰道:
“王荣这小子,那股子狠劲没丢。” 他目光投向北方,那里阴云依旧厚重,“装备好,训练狠,关键时刻就顶得住。只是……这样的硬仗,不知道北边那头,接下来还有多少等着。”
民国二年的初夏,热得人心慌意乱。不只是北疆的烽火烤灼着大地,关内的空气里,火药味也一天浓过一天。
根源,还是在一个“钱”字上。
民国新立,百废待兴,更兼北疆用兵,处处要钱。可国库空虚得能跑马,中央政府连官员的薪俸都快发不出了。无奈之下,袁世凯政府只得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举借巨款,史称“善后大借款”。
消息传出,举国哗然。尤其是南方的革命党都督们,更是骂声一片。江西都督李烈钧、湖南都督谭延闿、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等人,纷纷通电全国,痛斥此举是“饮鸩止渴”、“丧权辱国”,是袁世凯政府“出卖国家主权,换取列强支持,以图消灭革命力量”的铁证。
这骂声,一半出于公义,一半,也夹杂着难以明言的忧惧。袁世凯手握北洋雄兵,本就对南方各怀异志的都督们如芒在背。如今他借来巨款,有了钱,下一步要干什么?这刀子,会先砍向谁?
袁世凯自然更不安。在他看来,这些革命党都督拥兵自重,不听号令,本就是心腹大患。
年初,李烈钧不经陆军部批准,私自向日本购买军火,刚到上海就被他下令扣留,这笔账还没算清楚。如今这些人又跳出来反对借款,串联通电,其心可诛!
南北之间的裂痕,在炽热的阳光下,迅速扩大、深化。
为了威慑南方,也为了确保京汉线这条大动脉的安全,袁世凯断然调兵。他命令心腹大将李纯,率北洋精锐第六师从保定南下,进驻湖北;又令王占元的第二师随后跟进,伙同早已倒向他的湖北都督黎元洪,对南方的江西、湖南形成夹击之势。长江两岸,战云密布,内战一触即发。
到了六月初,袁世凯终于下定决心,要剪除这些刺头。六月七号,他率先拿跳得最凶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开刀,一纸命令,免去了他的都督职务。紧接着,胡汉民、柏文蔚也相继被免。兔死狐悲,南方的空气彻底凝固了,火药桶的引信,嗤嗤作响。
这股从关内吹来的肃杀寒风,也卷过了山海关,让吉林的上空,平添了几分萧瑟与变数。
吉林都督府内,陈昭近来的日子,比躺在火炉上还难熬。议会那边,以刘文田为首的一帮人,借着“延吉协定丧权辱国”的由头,对他发动了前所未有的猛烈弹劾。
他这些年贪墨敛财、任用私人、排挤异己(最典型的就是挤走吴禄贞)的旧账,一桩桩、一件件被翻出来,在报纸上渲染得沸沸扬扬,成了街头巷尾的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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