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皇宫在夜色中显得巍峨而肃穆。然而，帝国的心脏——御书房内，烛火却亮至深夜。皇帝刘衍并未批阅那堆积如山的奏章，而是长久地凝视着面前摊开的一卷卷史书。这些并非当朝编纂，而是他凭借超越时代的记忆，亲自口述纲要，命心腹文士秘密记录整理的“历史教训摘要”。
书页上，墨迹记载着一个个他曾“熟知”的王朝兴衰：
· “武帝刘彻，雄才大略，北逐匈奴，南定百越。然晚年穷兵黩武，巫蛊之祸起，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帝国由盛转衰。”
· “唐玄宗李隆基，开元盛世，宇内宾服。天宝之后，怠于政事，宠信奸佞，终致安史之乱，唐室中衰，藩镇割据，万民荼毒。”
· “明世宗朱厚熜，初承大统，亦有革新之志。后期沉迷斋醮，二十余年不视朝，严嵩父子擅权，朝纲败坏，北虏南倭，国势日蹙。”
这些名字与事迹，对于这个时代的臣民而言或许陌生或尚未发生，但在刘衍的眼中，却是一条条清晰而惨痛的历史轨迹。他看到的不仅是帝王的功绩，更是权力不受制约后，必然导致的腐化、僵化与灾难。
“权力……如同醇酒，初饮振奋，久饮则蚀骨销魂。”刘衍喃喃自语，手指轻轻划过“唐玄宗”三个字，“即便英明神武如秦皇汉武，也难逃晚年昏聩的魔咒。一人之心，岂能代代贤明？若后世出一个平庸或暴戾之君，因其居于至尊之位，便可挟整个天下为其陪葬数十年，这……是何等的不公与危险！”
一个大胆的、前所未有的念头，在他心中愈发清晰、坚定。
数日后，大朝会。
百官肃立，山呼万岁。在处理完日常军政要务后，刘衍并未如常宣布退朝，而是缓缓起身，目光扫过满殿公卿。一种异样的凝重气氛开始弥漫。
“众卿，”刘衍的声音沉稳而有力，清晰地传遍大殿的每个角落，“朕自起于青州平原，赖文武之力，将士用命，万民拥戴，始有今日一统之局。开创维艰，守成更不易。朕近日深研古今天下得失，有一事，关乎国本，欲与诸卿共议，亦昭告天下。”
他略一停顿，给了群臣消化的时间，随即抛出了那颗足以改变帝国未来命运的重磅惊雷：
“朕决意，自朕始，立为定制：后世继承大统之君，除开国帝王外，其在位年限，不得超过二十年！”
“嗡——”的一声，整个朝堂仿佛炸开了锅。即便是最老成持重的三公九卿，也瞬间失态，交头接耳，脸上写满了震惊与难以置信。若非刘衍积威已久，恐怕立刻就会有臣子高呼“祖宗之法不可变”了。
丞相（由原北方重臣荀彧担任）率先出列，语气充满了忧虑：“陛下！臣……臣惶恐！帝王承天受命，岂有自限年限之理？此制若行，恐动摇国本，使后世之君难以建立不世之功，亦恐令群臣百姓心生疑虑啊！”
一位皓首老臣也颤巍巍地附和：“陛下，三代以来，未闻有此成法。君王在位，当视天意民心，若遇贤君，二十年或正值鼎盛，强行退位，岂非自断臂膀，于国何利？”
反对的声音如潮水般涌来，核心无非是“违背传统”、“可能束缚明君手脚”、“引发政局动荡”。
刘衍静静地听着，待议论声稍歇，他才从容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
“众卿所言，朕岂不知？然，尔等只虑明君被缚，可曾想过，若遇昏君，其在位五十年，则天下苍生，要忍受五十年的煎熬？要流多少血泪？要耗多少国帑民脂？”
他走到御阶前，目光如炬：“朕问你们，是一个在位二十年、哪怕后期有所懈怠的君主危害大，还是一个在位五十年、倒行逆施的昏君危害大？”
“朕立此制，非是不信后世子孙，恰恰是为了保全这来之不易的江山社稷，是为了天下的长治久安！二十载光阴，足以让一位英主施展抱负，奠定盛世之基。若真是雄才大略，二十年还不够他名垂青史吗？若其才具平庸，甚至心术不正，二十年之限，便是悬于其头顶的利剑，使其不敢过于肆意妄为，亦是对天下万民的一份保障！”
“至于政局动荡……”刘衍嘴角泛起一丝冷峻的笑意，“有序的、可预期的权力更迭，远比因帝王年老昏聩或突然驾崩导致的混乱、夺嫡、权臣窃命，要稳定得多！此制，正是为了杜绝最大的动荡之源！”
刘衍的意志无比坚定。他凭借着开国帝王的无上权威，以及那无可辩驳的逻辑——以短暂的“束缚”换取长久的“安全”，最终压下了所有的反对声音。
这项前所未有的制度，被郑重写入《大衍律例·帝训篇》，冠以“衍训”之名，成为帝国最高的祖宗家法之一。律文明确规定：
“自开国圣武皇帝后，继体之君，御极满二十载，无论春秋鼎盛与否，均需择吉日，禅位于储君，自称太上皇，移居别宫颐养。新君需秉承此训，世代不易，违者天下共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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