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汉彰正准备伸手去端那碗已经温凉的药，听到高森的话，他的手动作猛地顿在半空。他抬起眼，看向高森，眼神里的烦躁和怒气瞬间被惊愕与凝重取代。
“亏损？两个月？”他重复了一遍，声音沉了下去，带着大病初愈之人特有的沙哑，却更有一种沉甸甸的质感，“怎么回事？前段时间不还好好的吗？上个月……上个月我去北……咳咳，出去之前，不是还挣钱吗？”王汉彰一着急，差点把他去北平刺杀张敬尧的事儿秃噜出来。
天宝楼影院，是王汉彰手里的核心产业。在天津卫娱乐界那是红遍半边天。
当初盘下这间影院，一是看中电影这新兴行当的势头，二来，是为了安排老头子袁克文府上的旧人。三来，也是最主要的原因，这里也是个极好的交际和信息汇集场所。
三教九流，达官贵人，洋人买办，甚至各路军阀政客的耳目，都爱来这里消遣、谈事。黑暗里，银幕上光影变幻，包厢中低声密语，咖啡厅里碰杯交盏，多少生意、多少消息，就在这看似轻松的氛围里流转。
王汉彰不少关系，就是在这里看电影、喝咖啡时搭上的。影院本身也算是个暴利行业，同时充当一个体面的“客厅”和“耳目”，一直运作得不错。
高森脸上愧色更浓，他搓了搓手，像是不知道从何说起，又像是觉得难以启齿。“是，前些日子是还行。可过了年，尤其是打二月里长城那边枪炮一响，情况就急转直下了。”
他叹了口气，开始详细解释，“头一宗，客源少了，而且少得厉害。你想啊，原来晚上、周末，那是场场爆满，学生、职员、太太小姐们，都爱来看个新鲜。学生娃娃们攒零花钱就为看场电影，小职员带相好的来显摆阔气，太太小姐们更是成群结队，一场电影下来，光瓜子花生蜜饯的消费，就能顶上半个票钱。”
“可现在？”高森摇摇头，声音压低了些，“人心惶惶，有点钱有点门路的，都在琢磨着往南边跑，或者囤粮囤货，谁还有心思看电影？我听说法租界那边几个做棉花生意的，已经把家眷送到了上海。英租界里，稍微有点身家的，都在悄悄兑换外币，或者买金条藏起来。没钱的，更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更舍不得花这几毛钱门票了。”
他顿了顿，从怀里掏出个小本子，翻开念道：“上个月，咱们一共放了九十二场电影，平均上座率不到四成。这个月更惨，到今天二十号，放了六十六场，有三场观众不到五十人！上座率......跌了起码六成。我让账房老刘算过，这两个月，影院净亏了七千多块大洋。”
王汉彰听着，没说话，只是手指无意识地又开始捻着薄毯的线头。战事影响民生，这是意料之中，只是没想到对娱乐业的冲击这么大、这么快。
“第二宗，”高森继续道，语气越发沉重，“片源也成了问题。咱们原来主要放上海‘明星’、‘天一’那几个公司的片子，还有好莱坞的西洋片，靠海轮运过来。上海那边每月固定发两批拷贝，走海路到大沽口，再运进租界。好莱坞的片子慢一点，但也基本能跟上美国上映的节奏，晚个把月就能在天津看到。”
“现在呢？”高森合上本子，苦笑一声，“南北交通时断时续，长江水路也不太平。上海那边的片商都不敢发货了，怕路上被截、被抢、被毁。上个月发来的一批片子，在路上走了整整二十天，到天津一看，两个拷贝盒进了水，胶片全发霉了！好莱坞的片子更别提，外国轮船公司怕打仗，好多船改走香港、广州，根本不往北边来了。”
“新片子运不过来，老片子翻来覆去地放，《火烧红莲寺》都放到第十八遍了，《疤面煞星》的台词观众都能背下来。上礼拜放《金刚》，一场就来了十一个人，七个是蹭票的熟人。”高森说着，自己也觉得荒诞，摇了摇头。
其实对于天宝楼影院的亏损，王汉彰是有心理准备的。自打日军进攻山海关，长城抗战爆发以来，天津的外汇市场产生了大规模恐慌，日元、英镑等外币汇率飙升，法币大幅度贬值。
市民担心战事扩大，纷纷到银行提取现金，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门口天天排长队，挤兑风潮闹得人心惶惶。银行没办法，只好限制取款额度，这下更乱套，谣言四起，说银行要倒，钱要变废纸。
好在王汉彰的生意大部分还是用银元结算——这是他在江湖上摸爬滚打多年养成的习惯，现大洋攥在手里最踏实。这一波金融危机，算是让他躲了过去。
不但如此，随和国际银价大幅度飙升，王汉彰早前就嗅到味儿，让张先云把手里面的十几万块大洋陆续换成了英镑和美元，存在汇丰银行和花旗银行的保险柜里。这一进一出，反而狠狠挣了一大笔！
但随着战事的持续，华北交通受阻，天津与北平、冀东等地的贸易往来锐减。天津商会做了个统计，华界各行业商铺营业额普遍下降三至五成！绸缎庄、百货店门可罗雀，饭馆酒楼也冷清了不少，只有粮店、煤铺前排着长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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