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包车穿过意租界和法租界的交界处，路口有安南巡捕站岗，戴着斗笠，背着步枪。看到黄包车，挥挥手就放行了。租界和租界之间，倒还畅通无阻。可租界和华界之间呢？华界和沦陷区之间呢？这个国家，已经碎成了一片片。
“先生，国民饭店到了。”
王汉彰睁开眼。眼前是一幢气派的西式建筑，五层楼高，花岗岩外墙，拱形大门，门楣上“H?tel des Nations”的法文招牌闪闪发光。门口车水马龙，汽车、黄包车排成长队，穿着制服的侍者跑来跑去，为客人开车门、提行李。
他付了车钱，站在饭店对面的梧桐树下，点了支烟。
夜色完全降临了。国民饭店灯火通明，一楼的舞厅窗户透出炫目的光彩，欢快的爵士乐飘出来，夹杂着男女的欢笑声。
旋转门不停转动，进去的人衣着光鲜，男的西装革履或长衫马褂，女的旗袍洋装，珠光宝气。一辆黑色雪佛兰轿车停在门口，下来一个穿着羊绒大衣的贵妇，挽着个戴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
这样的场面，让王汉彰想起了一首诗：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是啊，华北危急，热河沦陷，日军虎视眈眈，可在这法租界的国民饭店里，依旧是歌舞升平，醉生梦死。好像外面的烽火硝烟，都与这里无关。租界是国中之国，是乱世里的桃花源——至少对有钱有势的人来说是这样。
对于国民饭店，王汉彰很熟悉。五年前，他拜袁克文当老头子，正式入青帮“通”字辈，宴请各路前来观礼的朋友，就在国民饭店二楼的宴会厅。当时老头子袁克文坐在主桌，一身月白长衫，手摇折扇，谈笑风生。那是袁二公子最后的辉煌时光——第二年，他就因病去世了。
当时的场景似乎还历历在目：满堂宾客，觥筹交错，所有人都在恭维老头子，说王汉彰少年英雄。可现在呢？老头子已经驾鹤西去，袁家早已不复当年权势。而他自己，也要不得不卷入更高层的阴谋之中！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王汉彰将手中的最后一口烟抽完，烟头在夜色中明灭，像一只疲惫的眼睛。他深吸最后一口，把烟蒂扔在脚下，用鞋底用力捻灭，仿佛要捻碎心头的不安。
随后，他快步绕过国民饭店金碧辉煌的正门，拐进旁边一条狭窄的巷子。巷子里堆着几个垃圾桶，野猫在阴影里窜过。他从员工通道走进了国民饭店的后厨区域。
国民饭店的后厨忙得热火朝天。巨大的灶台上，火焰蹿起半人高，戴白帽子的厨师挥动铁锅，勺铲碰撞声、油锅滋啦声、伙计的吆喝声响成一片。空气里弥漫着油脂、香料和蒸汽的混合气味。
从后厨的楼梯上到三楼，走廊铺着深红色的地毯，墙壁贴着欧式花纹壁纸，壁灯散发着柔和的光。这里安静得多，舞厅的音乐声隐隐约约，像隔着一层水。
302房间在走廊尽头。王汉彰在门口站了两秒，整理了一下长衫的衣领，深吸一口气，敲了敲门。
“进来。”是陈恭澍的声音。
王汉彰推门进去。房间是个套间，外间是客厅，摆着西式沙发、茶几，墙上挂着风景油画。陈恭澍坐在沙发上，正在泡茶。但房间里还有一个人。
那人身着藏青色长衫，面料是上好的湖绸，脚上一双千层底布鞋，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看上去四十来岁，面皮白净，神态从容，像个学堂里的教书先生。
但王汉彰一进门就注意到，这个人虽然看上去温文尔雅，人畜无害，但在看向自己的时候，眼神之中却闪过了一丝阴狠的敌意。虽然那丝敌意转瞬即逝，快得几乎让人以为是错觉，但王汉彰还是敏锐地捕捉到了。
“师弟来了。”陈恭澍站起身，笑容满面地迎上来，“来来，坐。正泡着龙井呢，杭州刚送来的明前茶。”
说着，他又转向窗边那人：“天木兄，这就是我跟你提过的王汉彰，我的同门师弟。汉彰，这位是王天木，军统天津站的站长！天木兄可是光绪年间的秀才，后来留学于日本明治大学，是我们军统之中学问最高的！戴局长常夸他是‘儒将’。”
“哎呀呀，原来是天木兄！”王汉彰立刻堆起满脸笑容，抱拳拱手，声音里透着恰到好处的热情和恭敬，“小弟王汉彰，哈哈，咱们五百年前还是一家呢！早就听说过天木兄的大名——都说您是戴局长手下头号智囊，文武双全，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以后还望天木兄多多照顾小弟.....”
他这番话，一半是奉承，一半是试探。江湖规矩，见面先说三分好话，把对方抬起来，既显尊重，也给自己留余地。一般人听了，哪怕知道是客套，也会客气两句，说些“哪里哪里”“互相照应”之类的场面话。
但王天木不是一般人。
只见他缓缓转过身来。脸上带着笑，但那笑意没到眼底。镜片后的眼睛微微眯起，像在打量一件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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