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陈恭澍提出的要求，王汉彰并没有立即表态。他需要时间思考，需要权衡利弊，需要在这突如其来的旋涡中找到一个不至于被彻底吞没的支点。他端起已经微凉的茶，喝了一口。茶水有些涩，但能让他冷静思考。
他缓缓放下茶碗，碗底与红木桌面接触，发出极轻的“咔”的一声。那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像某种信号，标志着思考的结束和对话的继续。
抓汤玉麟，从道义上讲，从道义上讲，他支持。百分之百支持。汤玉麟不战而逃，将热河拱手让给日本人，这不是简单的军事失利，这是对国家、对民族的背叛。
八万守军，面对日军一百多人的先头部队，竟然一枪不放，连夜逃跑！这种事情，但凡有点血性的中国人都会愤怒。
安连奎那些热河籍的弟兄，他们的老家现在落入了日本人手里，他们的亲人可能正在日军的铁蹄下挣扎。从情感上讲，王汉彰也想看到这个老逼尅的伏法，想看到这个“汤二虎”被押上审判台，为热河六百万百姓出口恶气，为那些因为他的逃跑而无辜丧命的军民讨个公道。
可是——这世界上很多事情，不是凭着道义和情感就能办的。特别是在这个乱世，在这个各方势力犬牙交错、利益纠缠的天津卫。
从现实考虑，这件事的风险太大了，大到他几乎看不到成功的可能。
首先是地点。意大利租界。那不是中国的土地，至少不是中国法律能够完全覆盖的土地。租界，这个国中之国，有着自己的法律、自己的警察、自己的驻军。中国军警在租界没有执法权，这是铁一般的事实。想要在租界里抓人，必须得到租界当局的同意和配合。
而意大利人，凭什么配合你抓汤玉麟？汤玉麟有钱，有从热河搜刮来的巨额财富，这些钱足够他买通意大利领事，买通驻军长官，买通租界里所有能买通的人。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话在租界里尤其适用。
其次是守卫。意大利租界里驻扎着一支“圣马可团”的意大利驻华营。这是墨索里尼亲自下令成立的部队，总兵力五、六百人，装备精良到什么程度？有八门76毫米火炮，一个完整的炮兵连；有四辆装甲车，一个机械化连；士兵训练有素，军纪严明。这是除了日军之外，外国在华北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在这样一支军队的眼皮底下抓人，无异于虎口拔牙。
而这还不是全部。汤玉麟的豪宅里，还有他自己的卫队。王汉彰从医院的楼顶目测，他的卫队至少是一个加强排，可能有可能更多。
这些人都是汤玉麟从热河带出来的心腹，跟随他多年，他们不光身手好、枪法准，更重要的是对汤玉麟绝对的忠诚。忠诚到什么程度？可以为他去死。这些人不是雇佣的保镖，是死士。想要从这样一群人手里抓走汤玉麟，不是难，是几乎不可能。
还有最致命的一点——时机。今天中午的游行，已经把汤玉麟彻底吓成了惊弓之鸟。学生们烧了他的车，打伤了他的司机，成千上万的人在他家门口高喊“打倒卖国贼”。这种场面，换了谁都会心惊胆战。
汤玉麟现在肯定缩在豪宅最里面的房间里，门窗紧闭，卫队层层把守，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他要是铁了心当缩头乌龟，躲在里面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年半载不出来，你怎么办？强攻？那是找死。围困？租界当局不会答应。等着他自己出来？他又不傻？出来就是送死！
而这一切的风险和困难之上，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这件事是军统主导的。
王汉彰在心里咀嚼着‘军统’这两个字。一旦沾上军统，就像沾上了洗不掉的墨汁，这辈子都别想干净。
军统的任务，从来不是简单的抓个逃犯那么简单。这里面牵扯着政治斗争、派系倾轧、权力博弈。汤玉麟是什么人？东北军元老，曾经掌控热河七年的军阀。他背后有没有其他势力？有没有人想保他？有没有人想借这件事做文章？王汉彰不知道，但他可以肯定，事情绝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就是抓一个不战而逃的将领那么简单。
参与进去，就等于打上了军统的烙印。以后在江湖上，在日本人和英国人面前，他王汉彰就成了“军统的人”。这个标签一旦贴上，就再也撕不下来。
想要继续在各方势力之间搞平衡？想在夹缝中求生存？做梦。军统的敌人会把他当敌人，军统的朋友也未必把他当朋友——他只是一个可以被利用、也可以被抛弃的外围人员。
更重要的是，他了解军统的行事风格。或者说，他听过太多关于军统的传闻。在上海，军统暗杀汉奸、政敌，行动干净利落，但事后那些参与行动的外围人员，有多少能善终？有的被灭口，有的被抛弃，有的莫名其妙就消失了。军统就像一台精密而冷酷的机器，为了达到目的，可以牺牲任何零件——特别是那些不重要的、可以替换的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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